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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萧乾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终结（第1页）

第15章萧乾：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终结

1、“理想国”的遥远梦影

萧乾虽出生于宣统元年，但从懂事起就一直是共和国的公民了。以他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帝制与共和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是一个人或其王朝说了算，而共和则是每个公民都应有发言权。

然而从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到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是张作霖、吴佩孚说了算，就是蒋介石说了算。遇有不同的声音，轻则失踪判刑，重则“饮弹龙华”。邵飘萍因言论而遭军阀枪杀，萧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纪因参加共青团而被关进张作霖的侦辑队，要不是被他就读的教会学校的洋校长保释出去，也难保不丢命，因那是个可以不审就随便枪毙人的地方。所以他说，1939年他不是从一个共和国，而是从一个实质上是帝制的国家前往英国的。看到人家的领导靠选票上台，不称职的可以罢免或下次不选；看到即便在战时，那里的人民也言者无罪，对不适当、不合时宜甚至不顺眼的事，即便对首相指名道姓地痛斥，也不至关监狱，更不会失踪，自然好生羡慕。

叫他更难以理解的是，不但民间可以畅谈国事，甚至正当英国独自在对德、意法西斯作着民族存亡殊死战的时刻，伦郭居然还在公开发行着两家反战的报纸：一份是从宗教上反战的《和平新闻》，另一份是拥护纳粹盟友——苏联的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当时苏联与纳粹签了友好协定）。邱吉尔首还相迫于舆论的压力，曾向一个因在言论上与政府唱了反调而受处罚的老人赔礼道歉。换个地方，这两份报纸即便政府不禁，民众也会把它捣毁。

萧乾看到二战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优劣。在他心目中，言与行是很难分的。大敌当前，除了奋起抗敌的主流之外，竟然还有唱反调的，国家处在生死关头，却出版反战报纸，鼓吹和平，还不构成叛国行为？然而不，那自然会为正义之声所压倒。德军飞机来袭，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电，即便出于疏忽，也轻饶不了，会处以重刑。而出版反战报纸，仍属言论，只能容忍。

由四十年代萧乾从英国发回的通讯特写看，对民主、法制的肯定和对言论自由的提倡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其中尤以《舆论?广播?宣传》和《瑞士之行》为最。

瑞士在当时可说是欧洲最稳定而团结的国家，然而它却是由三四个不同民族，且各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所组成。萧乾甚至觉得，同文同种也并非一个国家团结统一的首要条件。他感到是瑞士坚固的民族制度，把不同民族的人拧成一团。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谁也不是发号施令的主子，谁也不是奴才。社会上，政坛上，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达到一致。《瑞士之行》便集中流露出他对这种民主自由气氛的羡慕。但很快，他就认识到，他对瑞士的民主吹捧过了头。

《舆论?广播?宣传》则更以许多实例来说明，越是国难当头，越要讲求民主。越是同集权的纳粹作殊死战，自家的民主传统越不可丢。否则，这战争就没有了意义。这表明，越讲求民主，人民就会越拥护政府，因而国力就会更强大。

但作为一个东方人，萧乾直到晚年仍不认为我们应把民主自由的尺度放那么宽。我们像四十年代的反纳粹战争一样，许多地方仍在同贫穷、愚昧、野蛮和落后作着殊死战。绝对自由是太奢侈了，但在共同目标下，不同的声音还应是被允许的。为统一口径而堵塞言路，得不偿失。

不难看出，晚年萧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已经打了折扣，而他在1946年到1948年那段，确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从他这两年间写成的以《红毛长谈》为代表的杂文和为《大公报》所写的上百篇社评能证明，他当时真的是把自由主义当成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

2、反讽：一把幽默的手术刀

《红毛长谈》是萧乾作品中一部极富特色的政论讽刺杂文集，经历了欧战风云的萧乾从英国一回国，就陷入一种极度矛盾与痛苦的精神状态中。到上海以后，他便想以洋人文白相杂、似通非通的文字写个专栏。这样，既可以隐瞒身份，本身又带上些滑稽色彩。他当时正处在迷茫时期，旅英七载回来看到上海特务横行，深恶痛绝。他和第二任妻子谢格温的家就在深夜无端遭到过特务的骚扰。另外，他当时一心只反内战，根本没什么阶级观点，仅求不打仗，国人平安过日子。再者，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看到太多不顺心的事，因此就在文字中以乌托帮的形式构造起自己的理想国，实际是梦想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

《法治与人治》是《红毛长谈》的开卷首篇，写于1946年秋。文中暗示国民党以防乱为名，向共产党的解放区进攻，挑起内战，而在宣传上却力避使用内战字眼，以逃避罪责。他谴责国民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为维护自己统治，消灭异己当然是最好的途径。控制了新闻媒体，欺世瞒人也就来得容易。“中国人向来择词谨慎，盖任何欧西国家，大乱之后，如他国平静无事，埋首建设，而己国乒乓不息，必坦然承认起了哄，此丑貌，虽纽约五街之美容专家亦难装饰者也，该国精力亦必倾于消解内哄。而贵国独与内战与内乱间作字句之斟酌。此足证贵国人士对文字之敏感，慎重，有分寸也。”另外，“贵国虽为古老文明，而仍不失少年之战斗性，此亦研究汉唐文化之欧人所意想不到者也。”对于这种内战纷扰，每每念上一通可使国家个人种种问题都必迎刃而解的“国父遗嘱”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红毛笔下，上海大世界可真荣光万分。“每遇红毛记者，辄称之为伟大的同情者。满城悬旗欢迎，小学生列队呐喊，这当是政府主使所为。而一旦红毛措辞不恭，便不准其发电报。事实上，红毛记者之奉命来华，无异于三轮车自外滩而南市，职务所驱使者也。”

红毛自称来自欧洲人种文化宗教最复杂的一角，深知中国没有天主、东正等新、旧教之分，且疆士广阔，文化同一，应是得天独厚的。所以内战起伏，妨碍统一，人为之也。同时，“阔家小姐少爷极尽奢靡，沪埠之流线汽车，大饭店餐馆之玉杯象箸，室装溺器，可与秦阿房宫相比而毫不逊色。”寻常百姓，没有金条，是住不进亭子间的。难怪红毛慨叹，中国“精神上所缺者为公德守法，而物质最缺者，厥为屋顶也。”

不难看出，文章挖苦了国民党用念遗嘱代替建设，对洋记者一面溜须拍马，一面又不许报道事实真相。同时，痛斥上海阔家公子小姐的糜烂，以及没有金条租不到房子等国统区的情况。

萧乾在文中流露出的反讽技巧常令人钦佩，例如文章最后那段深含哲理的幽默讽刺：红毛在林中散步，被凭空扑来的一黑白犬在“余小腿肉厚处狠狠咬了一口。余忿然质问：汝兽类，奈何凭空噬我一口乎？犬夹尾答曰：我不咬你，你必举足踢我矣！故先发制你。鸣呼，此中之悲剧也。”这段人兽对白，无疑是篇中精华。人无信任，犬无保障，便都会“先噬人以卫己。拥上前去以免落后，社会秩序势必愈闹愈乱。思故中国问题之根治，在终止人治，施行法治也。”这自然是萧乾的善良意向，希望国共双方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绝不能狗一般凭空扑咬。“然法治今年或可施行。避免在法治掩护下继行人治则恐尚需时日耳。”

《中古政治》是红毛的第二篇杰作，它以当时的中国不配法西斯化，反讽中国的政治体制依旧停留在中古时期。其实，萧乾的用意并非仅限于此，他从多方面对比了国民党与德国纳粹的异同，从另一个侧面揶捡中国竭力讨好、奉承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在欧美大都会华丽旅馆请鸡尾酒，重资津贴红毛职业文人写誉华文字，”试图在国际社会确立中国如何民主的形象。同时讥俏中国在一些方面尚不如法西斯。“夫法西斯者，一套政治机器也。中国生产未机器化，政治亦依然徘徊于中古时代。”

萧乾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国比成一个发育不健全，营养不良的畸形儿，“太穷，需仰仗他人扶助，太弱，不敢向举世挑战。”她渴望着健壮和骠悍，无奈自身百孔千疮，不得不靠正常的民主国家救济和保护，撑起门面，以求在畸形中继续畸形地发展，不致沦落消亡。

这当然还只是中国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根本原因则在“贵国人民之素质　。”红毛凭阅史书和与人接触，断言中国人民深入的个人主义气息，“乃法西化大家最无办法之事也。”

法西斯化重纪律，尚英雄崇拜，把整个国家几乎变成一座兵营，人人都有尚武精神。而中国人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耕田，吃饭，拉屎，生儿子，病了吃药，死了入土；袁世凯可来，张宗昌可去，而中国农民却最后仍是主人。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表明中国不太可能法西斯化，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是法西斯化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那种传统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生哲学在中国人脑中根深蒂固，不管你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或任何意识形态相加，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封闭在土生土长的故土家园。

3、权利是把双刃剑

很显然，西方的个性主义与中国的个人主义形成的基础不一样，表现出来的方式也迥然不同。个性主义无疑是民主国家的产物，它以人权为基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秩序里享有充分的个性权利。而个人主义却是专制集权的衍生物，一个人的思想便是所有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权力便是所有人的权利，决不许个性权利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换言之，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人人享有巨大的权利空间，尊重他人自由成为可能，个性主义得以张扬。而在强权独裁下，个性权利被无端斩于马下，其自身抗体发生变异，便自然生成了只讲一己私利的个人主义。我不享有权利，谁都别想享有权利。你自私自利，大家便都自私自利。也许人们的灵魂中都有一块个性主义的自留地，只有遇到适合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雨露，才会长出茂盛的庄稼。那便萧乾所希望的，把中国的个人主义民主化。

“夫交通灯者，民主政治中之制度化也，而交通灯运到贵国改由警察开，也有如外国总统制运到贵国即变成袁世凯之皇帝一样也。”萧乾饱汲中西文化，对中国变换西方民主制的技法颇为了解，他以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来暗示，任何民主的东西到了国民党手里都会变样，交通灯、总统制仅是一两个方面。

萧乾意味深长地指出，交通信号的颜色全是由人来规定，红色危险，绿色安全，找不出什么理由，倘若哪个地方硬是规定红色安全，那绿色便被视为可怕了。总之，这是文明社会的规定，在红色与绿色中间，还有一过渡的黄色。他把这三种颜色分别比作国民党、国共之间的无党派人士和共产党。国共双方到底哪边为红并不重要，也没什么意义。重要的是，黄色的存在本身意义不大，但其作用却在避免撞车惨祸。无党派人士的作用也大致如此，他们虽不能阻止内战的发生，更不能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却可以起到缓冲作用。正因为此，“国共双方才在两路口皆堵住庞大卡车之今日，尽力争取黄色为己用。黄色或足以避免血肉飞溅之悲剧也。”而当红、绿灯交相争艳，国共重燃内战烽火时，黄色就没用了，只能瞠目而视。所以，“此并非法西斯政治，而是中古时代之蛮性政治而已。”

萧乾把交通灯下的警察比作当权者，他在纷**通的喧嚷声中，伫立在太阳下，也算受尽了辛苦。即使为了那可怜的警察，也希望中国的政治交通加速自动化。萧乾以一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柔弱之笔，透过一连串的比喻，剖析了当时中国政治交通的混乱及根源。真正的出路在哪里？萧乾的答案是：需要的是容忍，守法，和一颗公道心！但他随即慨叹，“中国的交通灯制已非局部改革所能为。”他把中国如何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动化交通，即民主的秩序，留给了政治改革家。

4、“超阶级”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