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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2页）

有趣的是，正是阿德莱德终结了所有这一切。有那么几十年的工夫，它一直是澳大利亚城市中相对顽固保守的城市之一。这种指责可归咎于一位名叫托马斯·普莱福德的爵士，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他前后连当了三十八年的南澳大利亚州州长。普莱福德是个狭隘的人，有一回发生了商品短缺，他还建议本州恐怕只得“向澳大利亚进口小麦了”。还有一次，他对阿德莱德大学的校长说，他看不出大学有任何用处。你完全可以想象，他并没有很大地丰富南澳大利亚州知识界的活力。于是，1968年，该州选了一位年轻、有魅力的工党州长东·邓斯坦。几乎眨眼间，阿德莱德和南澳大利亚州就开始变革，这座城市成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栖息之地。阿德莱德节大放异彩，成为本国顶尖文化盛事。澳大利亚其他地方仍旧遭禁的图书——比如《波特诺的不满》和《**午餐》——在阿德莱德可以自由买卖。裸泳海滩批准了，同性恋合法化了。在这令人头晕目眩的十几年来，阿德莱德是本国最嬉皮的城市，相当于南半球的旧金山。

1979年，邓斯坦的夫人过世，他突然退出政坛。阿德莱德失去了动力，开始缓缓地退入平庸无闻。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漂走了，就连邓斯坦也搬去了维多利亚州。普莱福德治下的南澳大利亚州虽然落后，却还算有趣，邓斯坦治下有生气而且喜气；而今天阿德莱德的真正问题，我揣度，就是它没有趣了。

不过，要在夏日里遛一遛，这地方还是不错的。我在书店买了两三本小书。一本硬面老书《澳大利亚悖论》，我买它不为其他，就是喜欢那封面，而且这两块钱的定价很吸引人啊。再就是晚近一些时候出版的《澳大利亚鳄鱼袭人调查》，要比前一本差不多贵10倍，不过收录了大量恐怖八卦，算得物有所值。然后，我出门，到城里葱翠宜人的公园里好好走一走。

阿德莱德中心城区自吹有公园近一千八百英亩，面积比堪培拉少点，不过远大于大多数其他同等规模的城市。就像我们在澳大利亚经常见到的那样，人们所致力的是在南半球营造出一种与不列颠同气连枝的格调。人们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最渴望的莫过于寻到一幕英国的背景了。你看看这个国家早期的绘画，很容易发现其风景描绘拙劣，极其缺乏澳大利亚的特征。就连桉树，看起来也不同寻常地繁茂，圆滚滚的，仿佛画家强使它披上更英国的体貌。早期的移居者对澳大利亚很失望。他们痛苦地心念着英国的空气、英国的风物。于是，他们建造城市的时候，一次又一次规划出英国风格的公园，种上一排排的橡树、柏树、栗子树和榆树，让人想起英国著名园艺师亨弗利·雷普或“能人”布朗营造的田园气象。阿德莱德是最干旱的大陆上最干旱的国家里最干旱的城市，不过在它的公园里徜徉，你根本觉察不到这一点。这里仿佛永远是英格兰东南部润泽的苏塞克斯郡。

可惜啊，在园艺圈里，这种布局不时髦了。最初栽种的许多植物如今快要寿终正寝，公园的管理者制订了计划，打算清除入侵物种，重塑以欧洲人到来之前就在此处自然生长的那种澳洲红桉树和油桉丛为主导的河岸风貌。更糟的是，公园现在的样子不是一般的好啊，都能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一拨了，要是不复存在，那才叫悲剧。如果你接受这种逻辑，认为它们的欧洲风格不妥当，那么你显然得毁掉阿德莱德所有的房子、街道、建筑，还有欧洲人生养出来的人民。可惜啊，短视的世界里往往都是这样，没人来咨询我啊。

然而，此时此刻，公园依旧可爱，我高高兴兴地走了进去。公园里到处是一大家子一大家子来过国庆节的人，他们野餐，用网球打板球比赛。阿德莱德西部郊区有数英里的海滩很好，所以我很诧异，这么多人竟然舍弃海岸进城来玩。这一天就此有了迷人的怀旧气息。我在艾奥瓦的童年时光里，人们就是这么打发7月4日[15]的——在公园里，打球类比赛。奇怪但同样又挺令人愉快的是，在这样一个空间广大的国家，人们会选择凑在一起休闲。也许就是这种众所周知的空旷，才使澳大利亚人成为这样社会化的动物。实际上，公园里的人太多了，常常弄不清哪场球赛对应的是哪堆看客，有时候甚至都辨不出哪个外场手打哪场球。球蹦到隔壁赛场是常有的事儿，一方就会连声道歉，另一方喊一声“别担心”，球就掷回来了。这就是一场超大型的野餐会，虽然我只是走过路过，但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觉得异常高兴。

我大约用了三个小时逛完那些公园。板球场那里常常传来咆哮声。显然，板球这种运动，到场观看要比在收音机里听更紧张刺激。最后，我来到彭宁顿台大街，这里有一排整洁的蓝砂岩房子正好能俯瞰整个板球场，房前的草坪还有绿树荫蔽。一户人家把客厅移到了草坪上。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在记忆里，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搬出来了——落地灯、咖啡桌、小地毯、杂志篮、煤桶。他们绝对搬了沙发和电视，这会儿正看板球比赛哪。而电视的后面，越过开阔的公园，两三百码开外就是板球场，于是只要屏幕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就会实时伴上后方体育场里传来的巨吼。

“谁赢啦？”路过的时候，我问道。

“该死的英国佬。”男主人一边说一边邀请我一同看比赛。

我步履维艰地上山，经过气势逼人的庞然大物圣彼得大教堂。我把握大致方向，朝旅馆走去，打算洗个澡、换身衣服，再出来寻喝酒吃饭的地方。出了公园的绿荫，感受到酷热的午后气息，我脚痛得很，可发现自己彻底迷失在北阿德莱德住宅区的街道上了。这一区繁荣得素净，不显眼，沉浸在礼拜天的静谧中。老房子一条街一条街地绵延，每一座都掩藏在玫瑰和鸡蛋花丛里，每一小块土地都花草繁盛，经过了精心的打理。

终于，我走到了惠灵顿广场。这地方开阔，对面耸立着一家外表古老、富丽堂皇的酒吧。我径直走了过去，里面清凉、快活，家具闪着微光，还有很多制作精良的木器——跟那些乡村里的朴实无华的酒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个地方适合开鸡尾酒会，适合讨论理财投资。这里忙忙碌碌，不过大部分客人是吃饭重于喝酒——或者至少吃饭喝酒两不误。差不多每张台子上，大家都全心全意地扑在牛排或面拖鱼上，身子蹭着了盘子边。一幅巨大的下拉式屏幕上播着板球比赛，声音却关掉了。我算是找到今晚的家了。我叫了一品脱库珀斯扎啤，和这酒一起窝进一个恰好能鸟瞰广场的位置。我坐着，老半天啥事儿都没干，连玻璃杯都没碰一下，只细细体会着坐定的快乐。多么享受啊，在一个遥远的国家，有一杯啤酒，电视上放着板球，还有一屋子的人在安享繁荣时代的硕果。我真是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

过了一会儿，我想起在旧书店的收获了，于是拿出来细看。我先看《澳大利亚悖论》，作者是英国记者珍妮·麦肯齐，她曾在1959年到1960年间留居澳大利亚一载，于是有了这书。我“咔啦”一声把书翻开，饶有兴致地看今天的澳大利亚较之四十年前有何区别。

哦哟，真是世界大不同啊。麦肯齐女士笔下的澳大利亚繁荣无边，全民就业，生机勃勃，乐观冲天。1959年到1960年间，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排位第三的富裕国家——我倒是从没想到这一点——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但特别有意思的是那时候物质富足的要素是多么朴实无华啊。麦肯齐女士心怀仰慕到几近惊叹地记述道，20世纪50年代末，澳大利亚城市居民中四分之三有电冰箱，近二分之一有洗衣机（大部分农村没有足够的电量使用大型家电，这部分就不计算在内了）。她又说，这个国家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至少一台收音机”——天哪——而且“大部分家庭有其他电器，诸如吸尘器、电熨斗和电热水壶”。哦，有个电热水壶都引以为傲啊，还有这种世道。

我随手翻书，看了一个多小时，被她描绘的那个年代的纯朴迷住了。1960年，电视还是令人兴奋的新鲜玩意儿（1956年，它才进入澳大利亚，最初只在悉尼和墨尔本才有），彩色电视还是个遥远的梦想。在墨尔本，星期天没有报纸，电影院和酒吧依照法律关门歇业。珀斯还待在漫漫土路的另一端，此种状态还要持续好多好多年。阿德莱德只有现在规模的一半，声名赫赫的阿德莱德节也才新张不久。昆士兰还很落后（即便它现在也不怎么样）。就算在最好的饭店里，炸鸡排和炖牛肉算异国风味菜肴，牡蛎搭配番茄酱上桌。对大多数人来说，“外国菜”始于罐头里倒出来的意面，也终于罐头里倒出来的意面。奶酪有两种——“味冲的”和“好吃的”。超市仍是个振奋人心的崭新概念。1959年，适龄上大学的孩子中有5%在大学里——这一点也报道得满怀景仰之情——比二十年前的1。56%上升了。在方方面面，澳大利亚都是个大不同的世界。

让我感慨的，不是今天的澳大利亚人生活好了多少，而是他们感觉糟糕了不少。局外人做的最怪的事情之一，就是看着澳大利亚人评价他们自己。他们批判自己异常猛烈。你在报纸、电视、广播里时不时就会遇到一种恼人的坚定信仰——无论澳大利亚有多好，其他地方一准更灵光。有关澳大利亚生活和历史的书籍中有异常庞大的一部分取了晦涩悲观的书名：《在野蛮人中》《吃掉未来的人》《遥远的暴政》《倦了的棕色土地》《致命的冲击》和《致命的海岸》。就算书名是个中性词（积极向上就别想了），也往往会得出些古怪得让人瞠目的结论。《澳大利亚简史》回顾了这个国家在过去两百年里的巨大成就，有思想，却也中规中矩。在这本书里，作者杰弗里·布莱尼最后指出澳大利亚在联邦之下结束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纪，然后，冷不丁地，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它是不是能再走过两个世纪，这还不能肯定。在人类历史的视域内，政治的疆界是没有永恒二字的。”

唉，是非常怪异吧？要是加拿大人、比利时人或南非人写这几句话，大家可能还好理解。可竟然是澳大利亚人这么写!哦哟，不用这样吧。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严重的内乱，从来没把一个异见分子投进过监狱，边境上也从来没一丁点儿的冲突迹象。澳大利亚相当于南半球的挪威。但是，这个国家还在世的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却说，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延续是无从保证的。脱俗吧？

澳大利亚在南半球一枝独秀，如果说它还缺什么，那就是前途。四十年来，他们兀自惊恐地眼看着一个个国家——瑞士、瑞典、日本、科威特和很多其他国家以及地区——在人均GDP排位表上都爬到上面去了。1996年，消息传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挤到了前面，报纸上的评论和分析文章由不得你不琢磨，亚洲军团是否已经在达尔文附近抢滩登岸，成扇形阵势在全国散开，一路播撒耐用消费品。其实那些国家或地区多数只超前了一丁点儿，就这一丁点儿的超前还是相对汇率造成的，但这两点他们可是不管的。如果考量诸如生活成本、教育水平、犯罪率等生活质量指针，澳大利亚就立刻跳回到非常靠前的位置，这一点他们也是不管的（澳大利亚在联合国人类发展索引中排位第七，跟加拿大、瑞典和美国只差分毫，把德国、瑞士、奥地利、意大利和其他几个高GDP的大经济体甩出老远哪）。我游历澳大利亚的这会儿，这个国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它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通货膨胀踪影全无，失业率多年停留在历史最低水平。但根据澳大利亚科学院的研究，3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生活日益糟糕，仅有五分之一的人看到了越变越好的希望。

没错，这些年按照人头计算总收入，澳大利亚不再名列前茅。实际上，它排到了第二十一位。不过，我问你，这两种生活你宁愿要哪种？富裕程度排第三，但为有个电水壶和至少一台收音机就激动半天；或者富裕程度排第二十一，可只要所求不过分，你可以要啥有啥。

另一方面，在这些其他国家里，要你冒着被海湾鳄鱼吃掉这种风险才能一去的，屈指可数。我生出这个念头，是因为拿出了在旧书店买的第二本书——休·爱德华兹所著《澳大利亚鳄鱼袭人事件》，全书洋洋洒洒两百四十页，通篇讲这种又狡黠又不爱运动的动物恐怖血腥的攻击案例。

这种生活在咸水里的鳄鱼甚至可以吓倒澳大利亚人。人们能镇静地拂去前臂上的蝎子，能无畏地对着一群潜伏的野狗发笑，可一见到饥肠辘辘的鳄鱼就瑟瑟发抖。我还没深入到爱德华兹先生笔下使人不寒而栗的编年记录，就开始明白其中原委了。看看这个发生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故事吧，那发生在一天的午后。

1987年3月，一艘游艇载着五个人沿着金伯利海岸航行，然后绕道摄政王河到达帝王瀑布。这是一处人迹罕至的风景点，热带瀑布如诗如画，直泻在花岗岩的地表。他们停船登岸，或循瀑布攀岩而上或入水嬉戏。游泳的人中有一位是年轻的美国模特金洁·菲伊·梅多斯，她和另一位年轻姑娘站在瀑布下一处岩架上齐腰深的水里。这时有人看见鳄鱼冷冰冰、直勾勾的眼神和半露在水面的吻向她们移动。想想看吧，你站在那里，背后是岩壁，陡峭湿滑无法攀爬，没地方可退，而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正朝你而来——这种动物生就一副完美的杀手体格，两亿年来鲜有改变。简而言之，你就要被来自恐龙时代的生物击杀。

其中一个女人脱下一只塑料鞋，扔向鳄鱼。鞋击中它的头部，弹了出去，它一惊，迟疑了一下。与此同时，梅多斯决定抓住机会破局。她扎进水中，企图游二十五码的距离到达安全处。她的朋友则留在原地不动。梅多斯划水有力，但鳄鱼走了这条拦截线路追踪而来。半程处，它咬住了她近腰的位置，把她拖到水下。

据船长说，梅多斯在水下待了几秒钟后露出水面，“手伸在外面，一脸的惊骇……她直视着我……但一个字没说”。然后，她又沉下去了，没人再见过她。第二天就是她二十五岁的生日。

这大概是最近二十五年来最著名的澳大利亚鳄鱼袭人事件，因为其涉及一处知名景点、豪华游船，美国来的罹难者又恰好年轻貌美。不过关键在这里：其他事件还有很多——根据爱德华兹先生的说法，也许一百年有一百五十起之多——而且，梅多斯之死是非典型的，因为她看见它来了。对大多数人而言，鳄鱼袭人来得完全措手不及。鳄鱼杀人事件年表上的故事全是人们站在几英尺深的水里或坐在河岸上或在海滩溜达，突然水面分开，他们都来不及叫出声音，一点儿没的商量，就被拽走了慢慢吞掉。这才是恐怖之处啊。

现在我来问问你。你在为这种事情提心吊胆的时候，中国香港人或新加坡人赚多少钱还干你屁事啊？我要说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