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废话。”他打断我,声音忽然变得很粗,“记住了,练功不能断。你的底子比你自己想的要好。再过半年,寻常三五个人近不了你的身。再过一年——再过一年,你得替我去办一件事。”
“什么事?”
“去雁门关北边的苍狼岭,找一棵歪脖子老松。松下埋着一样东西。挖出来,交给你阿姐。”他顿了顿,“那东西比我的命重。”
他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步履蹒跚,左腿拖在身后,在泥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拖痕。晨光照在他背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我握着那块铁牌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的拐弯处。铁牌在我掌心里被焐热了,热气顺着掌心往上走,一直走到喉咙,堵在那里,上不去也下不来。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孟长河。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去的那个地方叫朔方。他在那里找到了他说的那个人——一个隐姓埋名多年的北境军老卒,知道长姐当年被害的全部真相。孟长河把那个人带回来的路上,被太子的人截住了。他挡在那个老卒面前,身中十七刀。十七刀都在正面,背后一道都没有。
尸首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冻硬了,靠着一棵白杨树,脸朝着南方——朝着潼州的方向。那只灰白的瞎眼一直睁着,没人能合上。
当然,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眼下,我只知道他走了。带着一只瞎眼和满身的旧伤,一瘸一拐地消失在了潼州的黄土里。他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一块铁牌。牌上的雁,翅膀张开,朝着北方。
春分那天,石榴树开了第一朵花。
花是橘红色的,不大,五瓣,薄得透光。花瓣的边缘有一道细细的深红,像是用什么尖锐的东西描了一圈。阿昭高兴疯了,拉着小豆子围着树跑了一圈又一圈,又跑进屋里把所有人都拽出来看。秦叔摘下一朵花别在阿昭的耳朵上,阿昭摸着花,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娘亲什么时候来?”她忽然问。
院子里安静了一瞬。石榴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有谁在替我们回答。
“快了。”二姐说。她的声音很平静,但这一次,她的嘴角真的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重的东西。像是她在心里对某个人说:快了。真的快了。
宋知闻站在廊下,手里握着那枚鲤鱼跃龙门的小玉佩。她把玉佩戴在了脖子上,贴着心口。晨光照在玉佩上,把那尾鲤鱼照得透亮,像是要从玉里跳出来。
陆鸣在墙角打完了最后一套拳。他收势的时候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白雾在晨光里散开。然后他走到石榴树下,伸手摸了摸那朵刚开的花,低声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的话。
疯道人蹲在柴房门口,灌了一口酒,忽然唱起了一首荒腔走板的歌。词听不太清,只听见反复的一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他唱得五音不全,可那调子里的苍凉却一字不差地落在了春风里。
我站在石榴树下,仰头看着那朵花。花的后面是潼州的天空,灰蓝灰蓝的,有一点薄云。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黄土的气息和残雪的凉意。可是风中已经有了别的味道——泥土翻新的味道,野草生长的味道。春天的味道。
“沈玉,”二姐忽然叫我,“下午去潼水渡口,再送一封信。还是那条船,还是那个人。”
“信呢?”
她从袖中取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信封上依旧按着那枚草叶纹的火漆。我接过来揣进怀里,和孟长河的铁牌贴在一起。
“这次见到她,可以多说一句话。”二姐说。
“什么话?”
“就说——萧家记得她。”
我点了点头。走到门口的时候,二姐又叫住了我。
“还有一句。”
“嗯?”
“萧家欠她的。这笔债,萧家会还。”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重。我看着她站在石榴树下的样子——瘦削、苍白,衣裳打了补丁,头发用布条简单束着。当年的京城第一才女,如今看起来像潼州街上任何一个为生计奔波的穷苦妇人。可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火。不是烧毁萧家老宅的那种野火,是一种更深的、更持久的燃烧。
像地下的煤。不声不响,却可以烧上几百年。
那天下午,我又一次走在去潼水渡口的路上。春风灌进衣袖,带着泥土和野草的气息。远处的潼河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是有人在水面上撒了一把碎银子。
渡口还是那个渡口。栈桥还是那座栈桥。那条刻着雁纹的乌篷船依然拴在栈桥尽头,随着河水微微摇晃。
船头坐着的,还是那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