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我的日记。
他知道我杀了山田。
或者,至少,他知道一些我以为只有天知地知的事。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一股微微的、漂白剂的味道,是从浴室方向传来的。我回到浴室,把那个瓶子从洗衣机后面取出来,旋开盖子,把发卡倒进水池里。粉色的漆面已经被漂白剂蚀出细小的斑点,像得了麻疹一样。我用指甲拨了拨它。
背面。
在发卡的金属底座上,有人用尖锐的物体划了一个很小的符号。
一只熄了火的灯笼。弯弯的弧线,下面一条短横,边上两道波浪线,像从灯笼里漏出来的、已经凉透的火。
和纸条上的符号一模一样。
我的胃猛地一抽。五点半,我出了门。
出门前,我做了一件事——从书架的夹层里取出一本旧画册,翻开,抽出里面夹着的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纸。它是一张地图,涩谷道玄坂周边的详细地形图。是我三天前从车站旁的观光案内所拿的。纸张已经被我翻得起了毛边,有些折痕深得几乎要断裂。
我把它展开,平铺在客厅的地板上。用一支红笔,在忠犬八公像的位置画了一个圈。然后,从八公像出发,沿着井之头通向西,经过那天晚上的巷口,到我在电话亭拨出报警电话的位置,再到我的家。每一段距离,每一个拐角,每一条可以藏身的岔路,都被我用蓝笔和红笔标注得密密麻麻。从空中俯瞰,像一张正在发着高烧的血管网络。
最后,我在巷口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小的叉。旁边写了一行字:
“灯灭七秒。他倒下来。发卡在我手里。”
这是我在上周的某天夜里,半梦半醒之间写下来的。早上的我不记得写过它。但每次醒来,这张地图都会多一点新的标记,像有人在深夜里借用我的手指,替我补全那些被吃掉的记忆。
我看了那行字很久。
“他倒下来。”
不是“我倒下来”。也不是“我们倒下来”。而是“他倒下来”。这至少说明,在写这行字的时候,我的身体,不在他倒下的那一侧。
但他为什么会倒下。
那七秒里发生了什么。
我摇了摇头,把地图重新折好,塞进书包。时间不多了。
从我家到涩谷站,骑车大约二十分钟。夏天的黄昏很长,天光像被稀释过的颜料,从蓝色慢慢沉成紫色。我骑得很慢。车胎碾过路面上的裂纹,发出有节奏的轻响。
路过那条巷口的时候,我没有转头。
但我的余光还是捕捉到了它。黄色警戒线已经被拆掉了,地面上只剩下一些白色的粉笔圈痕迹,标记着尸体曾经躺过的位置。巷口放着一束小白花,不知是谁供的。花瓣被晚风吹散了,在柏油路上打滚,像被人撕碎的信。
有一对年轻的男女站在巷子前,朝着里面张望。女人的手紧紧握着男人的胳膊。
“就是这里?”她小声问。
“嗯。听说那个老师就是在这里……”
我骑过去了。风把他们的后半截话吹散。
涩谷站的忠犬八公像周围永远有人。上班族、学生、情侣、流浪汉。七点差五分,我把车停在道玄坂下的公共停车处,逆着人流朝八公像走去。
天已经暗下来了。霓虹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把八公像的铜铸面孔映出橘红色的暖光。那只秋田犬蹲在石台上,吐着舌头,眼睛永远看向人群深处,像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我在八公像前停下。周围至少有三四十个人。穿西装的上班族在看表,制服情侣在自拍,几个满头大汗的欧吉桑在大声聊天。谁也不知道此刻有一个人正躲在人群里,等着撕开我的另一层皮。
七点整。没有人出现。
七点零五分。一个卖花的小女孩走过来,手里挎着一只竹篮,里面装着用玻璃纸包着的单枝玫瑰。她停在我面前,仰起脸:“姐姐,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