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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圈子（第2页）

“某老师作业批改不及时，评语不规范……”教导主任坐在主席台上，对着麦克风念。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礼堂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A坐在最后面一排，低着头。他的黑框眼镜反射着天花板上的灯光，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社团的事，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学校要求每个老师带一个社团，可以两个人一组。A问了很多人，没人愿意和他一起。办公室里问了一圈，走廊上问了一圈。有的说已经和别人组了，有的说不打算带社团。他问过我。我说我已经自己申请了一个社团，批下来了。

他最后是一个人带了一个社团。一个人备课，一个人上课，一个人点名，一个人收材料。社团活动的时间是每周三下午最后一节课，我从走廊上路过的时候，看到他的教室里坐了不到十个学生，他站在讲台上，声音很大，但教室里空荡荡的。

升入高二那年，他没有跟上来。他留在了高一。我们上了楼，教室的门牌变了，隔壁的办公室换了人。偶尔在食堂碰见，他一个人坐着吃饭，我端着餐盘走过去，有时候打个招呼，有时候不打招呼。他的黑框眼镜还是那一副，但人瘦了一圈。

后来听到他的消息，是他辞职了。

是在一次教研会上。那时候教研组长已经不是古丽老师了，换了一个男的，叫他C吧。C老师四十出头，汉族，教英语教了二十年，业务能力不错。但我不喜欢他。他说不上来哪里让人不舒服，就是一种感觉——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神总是在你头顶上方游移，从不落到你眼睛里。

那次教研会，A没来。C老师坐在长条桌的顶端，手边放着一个保温杯，杯子里泡着枸杞。

“A老师呢？”有人问。

“不来了。”C老师说。

大家沉默了一下。

然后C老师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用一种很随意的语气说：“要走就赶紧走嘛，天天在这里碍事。”

这句话落在地上，没有人接。

我看着C老师。他脸上没有表情，好像自己只是说了一句“今天天气不错”。旁边的几个老师低着头，有的在看教案，有的在转笔。没有人说话。

我想起古丽老师。我想起她在走廊上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付不起这个责任。”同样是面对一个要走的年轻老师，她说的是责任。而C老师说的是“碍事”。

这不是什么大奸大恶。职场里很少有什么大奸大恶。就是这种不大不小的刻薄，不深不浅的冷漠，一天一天地磨着你。

我离开那个办公室，是后来的事。

但我先要讲一讲D老师。

D老师是个山西女孩，应届毕业，比我晚来一年。她长得确实好看，是那种让人第一眼就会多看一眼的好看。皮肤白，个子高挑，穿什么都撑得起来。她自己也知道自己好看——每天早上来办公室，妆容是化得一丝不苟的，眉毛、眼线、口红，一样不少。衣服也是一天一套，从不重样。

但她不是古丽老师那种好看。古丽老师的好看是经过时间打磨的，举手投足都带着一种笃定的气韵。D老师的好看是年轻的、锐利的、带着一股向外扩张的劲。

我不喜欢她。这个“不喜欢”说起来有点没道理——她没得罪过我，她甚至对我挺客气的。但我就是不喜欢她。后来我反复想过这个问题，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不喜欢的是那种让所有人都围着她转的劲儿。

周云，也是这样的。她一说话，大家的注意力就都到她身上去了。她要去食堂，就有人跟着去。她心情不好，就有人围着她问怎么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好像所有人的情绪、所有人的节奏，都要围着一个人来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凭什么围着你转？

D老师就是这种类型。而她确实也有这个本事。办公室里的几个年轻女老师，慢慢都跟她走得近了。她们一起吃饭，一起逛街，周末一起做美甲。朋友圈里，刷到她们在县里那家新开的奶茶店，D老师坐在最中间，比了个V，其他几个人歪着头靠在一起，笑得很灿烂。

我从来没在那个圈子里。

一开始是我自己不想进去。我觉得没意思。后来是我进不去了。那个圈子已经合拢了，像一个拉上拉链的口袋，我在外面。

D老师的教案写得快。她有个习惯，写完一本教案，马上拿去给教研组长签字。C老师那时候是组长，她拿着教案本站在他办公桌前面，微微弯着腰，手指点在签字栏上：“C老师，您帮我签一下。”C老师就签了。签完她抱着教案本走回座位，脚步轻快。

其他老师还在改教案。她已经是第一个签完的了。

这事让另一个老师不太舒服。叫她E老师吧。E老师是个东北姑娘，和D老师是大学同学，两个人一起从山西考到这边来的。E老师这个人聪明，是真的聪明。她从不跟谁红脸，说话永远温温柔柔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你跟她说什么，她都认真听着，然后轻轻地说一句“是这样啊”或者“那挺好的”。你永远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E老师和D老师一开始不太对付。原因就在教案上——D老师每次都第一个签完字，E老师觉得她在表现自己。

“你说她急什么啊？”E老师有一次跟我说，语气还是那种温温柔柔的，但话里有针，“教案又不是比赛，写得快又怎样。”

我说：“你不用管她。你只要班上的成绩考得比她好就行了。”

E老师看了我一眼。

“老师这个职业，”我继续说，“成绩最重要。领导看成绩，同事看成绩，家长看成绩。你把她成绩比下去了，教案写得再快有什么用？”

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教育不该只看成绩，我们的政策文件里也一直在说“不唯分数论”。但在这间办公室里，在这个职业圈子里，这就是事实。一种你改变不了的事实。

后来E老师和D老师的关系渐渐好了。不是因为成绩，是因为我和她们越来越远了。准确地说，是她们和我越来越远了。

起因大概是D老师。我不喜欢围着她转，她大概也感觉到了。人和人之间是这样的——你后退一步，她也会后退一步。两步三步之后，中间那条裂缝就宽得跨不过去了。然后E老师也站到了那边。E老师和D老师是大学同学，这层关系本来就铁。D老师和E老师走得近了之后，F老师自然也近了。再加上E老师那时候和一个本地的民族老师在一起了——也是应届毕业的，也是我们那一批的——他们四个人，两个大学同学，再加上各自的男朋友，形成了一个很稳固的小圈子。

公租房也在同一栋楼。上下班一起，周末一起买菜，假期一起出游。五一她们去了喀什，暑假又去了伊犁。朋友圈里的照片，四个人站在那拉提草原上，背后是绿色的山坡和白色的羊群，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

我是在公租房的另一栋楼。段宴搬过来之后，我的世界就更小了——学校、家、旺财。偶尔和段宴出去吃饭，偶尔一个人去取快递。路过学校门口的时候，看到她们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出来，我往旁边让一让，她们也看到我了，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连头也不点。

周五教职工大会结束的时候，是最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