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在阶梯教室开,全体老师参加。结束了,门一开,大家鱼贯而出。在走廊上,在楼梯口,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道别——“走了啊”“明天见”“周末愉快”。有四个年轻女老师,就是我们办公室的那几个,她们站在一起,一人手里拎着一个包,正在商量等下去哪里吃饭。
年级主任从她们身边走过。
“小李,走了啊。”主任冲其中一个点点头。
“哎,主任再见。”
“小张,周末别光顾着玩,教案记得补。”主任又冲另一个说,语气里带着长辈式的调侃。
“知道了主任,您放心。”被点名的那个吐了吐舌头。
主任一个一个地打了招呼。四个人,一个都没落下。
我站在离她们几步远的地方,正在低头翻包找电动车钥匙。主任从我身边走过去,他的目光扫过我,像扫过走廊里的一根柱子。我抬起头,嘴唇动了一下,准备说“主任再见”。
他已经走远了。
我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钥匙。走廊里的人渐渐散了,只剩下几盏灯还亮着,光线白白地照在水磨石地面上。我走下楼,电动车停在车棚最里面。天已经黑了,南疆的晚上来得晚,但一旦来了就是黑透了的。风沙打在脸上,细细的,痒痒的。
我想了很久,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也没有想不明白。我知道的——从我第一次拒绝D老师的饭局开始,从我不再和她们一起吃火锅开始,从段宴每天在校门口等我开始。我没有走进那个圈子,那个圈子自然也就不会为我留门。这很公平。但公平不代表不难受。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别人说过。我不喜欢D老师,其实还有更深的一层原因——她让我想起大学时候的自己。刚毕业那会儿,我也是那样的,觉得全世界都该围着我转,觉得自己是特别的,觉得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后来现实一巴掌一巴掌地扇过来,考研失败、考编失败、爷爷去世、一个人跑到南疆,我才慢慢学会了低头。看着D老师,就像看着一个还没被生活打磨过的自己。我嫉妒她。嫉妒她还能那样理直气壮地以自己为中心,嫉妒她身边还能围着那么多人。
这个认知让我很难受。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了。难受的东西,写下来,也许就不那么沉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我和C老师吵了一架。
C老师那时候短暂地当过我们的备课组长。教研组长换人了之后,备课组长的位置空了出来,学校让他先顶着。他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大概一个多月。那一个多月,是我在学校里最难受的一段时间。
不是因为工作量大。是因为他开会时候说话的方式。他总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不用心、你不努力、你不动脑子。教案不够详细是你的问题,学生成绩不好是你的问题,公开课没上好也是你的问题。他从来不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他只说“你要想办法”。
那天开备课组会。会上他说到上一周的听写情况,说我们班听写过关率太低。“这个数据你自己看看,”他把一张表格推到我面前,手指戳着上面的一行数字,“全校倒数。你是怎么抓的?”
我说我每天都在抓听写,每天课前听,课后也听。
“那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他不等我说完,又补了一句,“你要是抓不过来,就想想是不是方法有问题。”
“我用了好几种方法了。”我的声音大了一些。旁边的几个老师安静下来,有人抬起头看我们。
“那你觉得是学生的问题?”他看着我,嘴角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弧度。
“我没这么说。”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放下手里的笔,“有些问题不是靠老师一个人能解决的。你也带过班,你知道的。”
这句话可能刺到他了。他的脸色变了。不是变红了,是变白了。白得很快,像有人把一盆冷水从他头顶浇下去。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那张表格收回去,叠起来,放进文件夹里。
“散会。”他说。
大家一个一个站起来,椅子腿磨着地面发出吱吱的声音。我坐在那里,手还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生气。
后来我听说,C老师在别的场合提起这件事,说我不尊重他,说他当组长的时候我跟他顶嘴,说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些话传到语文组,传到数学组,传到新来的那些老师耳朵里。他们看我的眼神,慢慢地就不一样了。我说不清楚哪里不一样,但你能感觉到——走廊上对面走来,他们打招呼的时候笑容会收敛一点。食堂里端着餐盘坐下,旁边的位子会空得久一些。
整个年级形成了一种氛围。那种氛围没有名字,也不需要名字。它只是一种轻轻的压力,像高原上的空气,你呼吸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但你走几步就喘。
我感受到了。我一直都能感受到。
但我还是做我自己的事。上课,下课,备课,改作业,回家喂旺财,等段宴下班。一个人的时候,我喜欢坐在飘窗上,靠着那个蕾丝窗帘,看楼下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
我从来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从大学开始,到红寺堡,到南疆,一直都不合群。我试过合群,但那个感觉像是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鞋子——走几步还行,走远了,疼的是自己。
古丽老师后来不再是我的师傅了。她和我带的年级不同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很多。偶尔在走廊上碰到,她还是穿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走过来,衣服还是不重样,口红还是完美的。她看到我,会点一下头,有时候说一句“还好吗”,我说“还好”。然后我们错身而过,高跟鞋的声音越来越远。
有一次,走得还不算远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我听到高跟鞋的声音停了,回头看她。她站在走廊中间,逆着光,看不清脸。
“你还在就好。”她说。
然后嗒嗒嗒的声音又响了,她转过了拐角。
我站在走廊上,看着那个空空的转角。窗外的白杨树哗啦哗啦地响,沙尘被风吹起来,天边又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