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一种命令,却是比命令更狠的沉默。
小伙牙关狠狠一咬,猛地把那团纸巾塞进嘴里,紧接着抓起啤酒,一仰头就开始灌,喉结上下翻滚,酒水沿着下巴淌下来。
瓶底见光的那一刻,他才停下,脸色涨得通红。
热闹四起,笑声震天,旁人拍着小伙的背哈哈大笑。他也跟着笑了起来。
在“姐夫”介绍的网吧里,妹妹干着网管的活。小美则在一家发廊当洗头妹。阿杰偶尔会跟着“朋友们”出门收债。至于“姐夫”和大美具体做什么,则始终透着一股神秘。我只知道,“姐夫”是地下夜场的股东,大美跟着他混吃混喝,但他们做的事情显然不止这些。
我也想在附近找一份兼职,奈何我长得过于瘦小,身形和样貌都像个孩子,很多厂子看了都不敢收我。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只能一个人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打发时间。
妹妹有一台二手台式电脑。我开始学着使用电脑,练习五笔和拼音输入法,折腾QQ空间,浏览快播上的视频。最重要的是,恶补性教育知识。
生物书上说,男性的精子与女性的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从而孕育出新的生命。可我一直以为,所谓“精子和卵子结合”,是男女接吻时,通过唾液进入女性身体里的。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刻意远离男性,害怕他们说话时飞溅出来的唾沫星子,会不小心落进我的嘴巴里。
妹妹知道我对“新生命”的认知后,笑得几乎直不起腰,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捂着肚子,断断续续地说:“你连月经初潮都还没有,怎么可能怀孕?”
虽然我已经初三毕业,但月经一直没动静。胸前依旧空空荡荡,衣服被风一吹,便轻飘飘地鼓起来。妹妹已经悄悄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她个子比我高,尽管身形还显得稚嫩,但在肩膀和胸口处已初露少女的曲线。走在外面时,别人总会下意识觉得她才是姐姐,而我更像那个年纪更小的妹妹。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体,保护自己的身体。老师翻来覆去只会说一句:“洁身自爱。”可到底怎样才算“洁身自爱”?怎样又不算“洁身自爱”呢?
小时候,村里的男孩子会伸手摸女孩子的胸部和臀部。那时的我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样的行为。
父亲和叔伯们站在一旁起哄,嬉皮笑脸地问:“爽不爽?”奶奶和母亲则在另一旁骂骂咧咧:“丢死人!”
被围观,被羞辱,被责骂的是女性;而男性却被默认可以这样做,不会受到责罚,甚至对此习以为常,洋洋得意。
也正因如此,村里人谈起那些从外地被拐来的女人时,语气像是在炫耀家里的牲畜和收成;父亲把包养情人当作“有本事”的象征,用来证明自己混得风生水起;大伯也能理所当然地侵犯收养来的女儿。
那些倒错的伦理与道德,在我们的成长中生根、腐烂。我们不仅不觉得这是错的,还骄傲于“别人不敢干,我们敢干”。
这天,小美来找我。她抬眼看向我,用一种像是在商量今天去哪儿吃饭般的语气说道:“阿香,我怀BB了。”
小美没有手足无措,也没有情绪颤动。她见我愣住,又补充了一句:“有空陪我去一趟医院吧,我准备做人流。医院规定做人流手术至少要有一位家属陪伴在场。”
那种冷静让我心里忽然升起一种不安,“阿杰和大美知道吗?”
小美撇了下嘴巴,“他们说不想理我。”
我继续问:“孩子的爸爸呢?”
她噗嗤地笑了一下,“其他的你不用管,在医院等我麻醉清醒就可以回来了。”
我疑惑,她怎么如此清楚医院的流程,似乎这不是她第一次进行人流手术。
后来从妹妹那里得知,小美的发廊用洗头服务进行非法活动。她接待的“客人”是“姐夫”与大美推荐的,她怀上的孩子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我惊慌地跟妹妹讲:“这是违法的!他们有没有逼迫你做这样的事?”
妹妹低眉一笑,用食指轻轻戳了一下我的脸,轻轻地说:“保密哦!”
第二天,小美和我到医院办理手术手续。在准备签字时,护士问了她三遍:“是否确定进行人流手术?”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了三遍:“是!”
手术室等候区里,医院的灯光明亮、冰冷,我们坐在长椅上等叫号。走廊两侧的长椅几乎坐满了人。大多是成年妇女,或有丈夫陪同,或有母亲、婆婆在旁,轻声交谈着,偶尔有人垂头叹气,有人紧紧握着伴侣的手,也有人板着脸低声埋怨。我和小美格外显眼,因为我们明显太年轻了。有人低声和身旁的人耳语;有人眼神里带着审视;还有人带着那种“我知道你们是什么情况”的轻蔑式同情。
空气里像被拧出一层默默的评价:
“这么小?”
“是不是未婚?”
“家里人怎么管的?”
“看着还像学生……”
这种无声的围观,让我感到这条走廊不是等候区,而像一条审判席。别人都有“身份”解释她们为什么在这里,只有我们,被默默归类为“问题本身”。
小美没有在意,只一脸扑在手机里玩QQ空间,还时不时跟我分享有趣的漂流瓶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