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大美曾带着这位“姐夫”回老家见二伯和二伯母。那天,“姐夫”开着一辆宝马车进村。车子刚停下,两位老人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了,忙前忙后地招呼,言语间不停催促他们早点领证、办婚礼,把事情定下来。
“姐夫”的神情,和今天一样。他坐在大院里抽烟,神色淡淡的,很少说话,对周围的热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尽管二伯一家热情招待,张罗饭菜、端茶递水,可他坐了没多久,便起身开车离开了。
直到今天,大美和他依旧只是同居的关系。没有婚礼,也没有结婚证。
晚上,大伙一起到大排档吃烧烤,现场还有几个头发染得红红绿绿,打耳钉、唇钉,有纹身的“朋友”。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烧烤。街角的摊子上,烟气缭绕,油花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空气里混着孜然、辣椒、啤酒和香烟味,像一股热浪,钻进鼻腔。
我们围着几张拼起来的桌子坐满了人,吵吵闹闹的。阿杰和几个小混混模样的“朋友”大声笑着,猜拳,拍桌子,碰瓶子,嘴里骂骂咧咧,烟雾在他们头顶打着旋儿。“姐夫”、大美、小美、妹妹和几个朋友在玩摇骰子游戏,输的人要喝酒。我不想参与,只低着头啜着炒田螺。肉香本该让我的胃口大振,可这种闷热、嘈杂、带着酒气的氛围,反而让我感到有些迷糊。我听不清大伙在说什么,只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太近、太吵、太油腻。
烧烤摊越发热闹,大伙们已经喝得脸上泛红,有人把空酒瓶往桌上一磕,大声嚷嚷:“走啊走啊,骑车比一把!最后一名请客!”
话音一落,旁边的人立刻起哄。
“就他跑得慢!”
“输了别装穷啊!”
“敢不敢?不敢就是怂!”
几个人笑得前仰后合,“姐夫”似乎也来了兴致,拍手称快。
阿杰把椅子一推就站了起来,仿佛已经闻见风声、听到油门怒吼。有人把外套一甩扛在肩上,有人掀开头盔狠狠一扣,他们瞬间亢奋得像打了鸡血,像要去赴一场只有年轻人才会懂的“英雄式荒唐”。
夜风从街口吹过,他们急不可耐地朝摩托车堆放处冲去,只留下烤串签子和啤酒瓶叮里当啷的一阵乱响。这一刻,没有人关心明天,也没人去想危险,“勇士们”只想在速度里赌一把面子,赌一腔热血。
“姐夫”和我们几个女生则在摊子上等着看戏。
夜色被几个油门声猛地划破,摩托车一辆接一辆冲出巷口,尾灯在黑夜里拖出一道道红色的光痕,像春节烟花里甩出的火焰。他们在狭窄的街道上左右穿梭,谁也不肯先松手,像是在用速度证明那股“不服输”的劲儿。
领头的两人几乎并排,肩膀一沉就能撞到对方;后面有人弯腰把身体压得很低,车身倾斜得快要擦到路沿;还有人满口脏话笑得像疯子。这种既危险,又沸腾的疯狂场景,让我想起了大富和小贵的话:这才是活着的感觉!原来,无论在村里还是在城里,人们都无法无聊地活着。
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后,顺序定了。
有人摘下头盔仰头大笑;有人“啊”地骂了一声,说自己差一点儿;还有人直接跳下车吹口哨,无敌兴奋。
而最后一个慢悠悠停下车的人脸色铁青,半天没说话。那个小伙个子不高,瘦瘦的一身骨头架子,T恤在他肩上显得宽大,脸颊有些凹,皮肤黝黑,眉毛细而紧,像两道拧着的细线。输掉比赛后,他站在人群里苦笑,肩膀微微塌着,身型看起来更单薄了几分。
周围立刻响起起哄声:
“你埋单!”
“别想赖账啊!”
他站在原地愣了一会,然后低头挪到“姐夫”身边,刚才赛道上拧得死紧的那股劲儿,全收进了嗓子眼里。
“哥……这一顿我先欠着行吗?这个月的工钱全寄回老家盖房子了,下次我请。”
说完他不敢抬头,像怕别人笑。他咽了口唾沫,低着头,站得笔直,却又显得格外瘦弱,像在风里硬撑的小树苗。
“姐夫”叼着烟听完他那句“先欠着”,冷笑了一声,“行,这顿我请。”
话说得爽快,周围立刻一片“哇”的起哄声。
小伙松了一口气。“姐夫”从旁边的啤酒箱里抽出一瓶冰啤酒,塞到他手里。
小伙点点头,以为领会到他的意思,正要仰头开喝。“姐夫”突然抬手一挡,嘴角一勾,“等等。”
只听“啪”一声脆响,“姐夫”把另一瓶酒直接摔在地上,玻璃四溅,在灯光下冷冷闪烁着。他捡起几块最细碎、最锋利的渣子,用纸巾胡乱裹成一团,丢在小伙面前。
四周瞬间爆发出更大的起哄声。
“吃进去!”
“要敢就整!”
。。。。。。
小伙脸色一僵,喉结滚了滚,那团纸巾又轻又小,却像一团铁块压在他胸口。他抬眼看了看“姐夫”,“姐夫”没说话,只是抽着烟,眯着眼,像在等他“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