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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之光（第2页）

从那以后，夜里听见摩托车从村口轰鸣而过，我都会从床上惊醒，忍不住去想：今晚回来的，会不会少一个人。

大富即将满14周岁，这意味着他很快就能“脱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身。他憧憬着进城打工的“美好生活”，厂里包吃包住，食堂里有荤有素，白米饭可以免费添，每个月几乎没有额外开支，2000～3000元的工资全都攥在自己手里。一年下来，能攒下两三万元，过年的时候回村，就能买上一台电视机，再过几年就能建新房子。

我不由得生出疑惑：生活真的可以如此简单吗？只要进城打工，就能抵达所谓的“美好生活”吗？买了电视机、盖了房子，就真的算是幸福美满了吗？

村子里的大人们早已外出打工多年，可为什么他们似乎并没有因此过上想象中的幸福生活？

多年以后，我的父亲在村里建起了新房子。屋子里摆着崭新的沙发、餐桌和茶具，一切整齐得像一幅拼好的家居样板图。然而空气里没有笑声，也没有饭菜的香气，有了屋檐，却未必就有了家。

坏消息再次降临。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小贵的脊柱被棍棒重重击中，颈部以下失去了知觉。

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正躺在一张由几块木板拼接而成的“床”上。那些旧木板宽窄不一，中间用铁钉草草固定，边缘还垫着几片硬纸壳。床脚高低不平，像一只断了腿勉强支撑的桌子。他盖着一床薄被，被面早已洗得发灰，边角处隐约可见霉斑。潮湿的气味在屋里弥散开来，像阴雨天晾不干的衣服，又像久封不通风的旧仓库。

床边放着一台收音机，是他向母亲“借”来的，用来打发漫长的时间。电流声“沙沙”作响，一首老歌在其中断断续续地流淌出来，旋律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他们的奶奶请来赤脚医生诊断，说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小贵的父亲依旧每天出门打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村里人分了猪肉，大富煲了一锅瘦肉粥，一口一口喂给小贵。

“帮派”里的几个要好兄弟，约定每周轮流来陪他聊天，算是维持某种仍在延续的“规矩”。他们不知从哪里找来一盘《古惑仔》的磁带，插进收音机里播放。旋律响起时，《友情岁月》在屋里缓缓铺开，小贵跟着大家一起轻声哼唱：“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渡患难日子总有乐趣。。。。。。”

很快，大富家里托关系，终于把他送进了城里打工。小贵则留在村里，由奶奶照看。曾经说好每周来陪他聊天的那些“哥们”，也在时间与琐事的推搡下渐渐散去。

过了一段时间，大富回来了。他变白了些，脸也圆润了一圈，个子比从前高出不少，少年时那种单薄的清瘦被一层略显浮肿的肉遮住了。但变化最明显化的，却不是身体。他的眼睛像是蒙了一层薄灰，亮度被悄悄降低了。偶尔笑起来，也不再是过去那种毫无顾忌的爽朗。

大富尚未成年，只能跟着一个有门路的表哥进厂做工。工资名义上是他的，但真正到手之前，还要被扣掉一部分“人情费”“介绍费”“管理费”，层层分摊下来，最后每月能拿到手的，大约只有一千元。

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车间里闷热、封闭，几乎没有自然光，空气里混杂着塑料与机器运转的味道。里面大多是年纪相仿的孩子，沉默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像被时间固定在流水线上的零件。

有一段时间，车间在赶圣诞节的订单。他们通宵加工圣诞树、圣诞老人、串灯和彩带。那些节日的符号对大富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从未真正见过圣诞节，也不知道“耶稣”是谁，只是在说明书和节拍声里机械地完成一遍又一遍的拼接。

一次夜班，大富在操作中不慎被机器划伤手臂，一道十几厘米的血口在他眼前绽开，几乎能看到骨头。工厂随后以“操作不当、损坏设备”为由，当天便将他辞退。

表哥“好心”地带他去药店做简单包扎，随后帮他买了回村的车票，让他回去“休养一阵”。

回到村里后，大富重新联系上了过去那些“出生入死”的伙伴。几个人又聚在小贵的床边，断断续续地唱起《友情岁月》。屋子里依旧狭小，歌声在墙壁之间回荡。兄弟们拍了拍脑袋，决定大伙一起想想法子、搞搞钱。

有时，我会去看望小贵，带些在山上摘来的果子给他吃。他最近常靠在那台旧收音机旁，听着佛教经文，低声跟着诵念。他说，人死之后会进入天道轮回，下辈子就能享福，不必再受这些苦。

有一天，他忽然问我：“姐姐，你长大以后，是不是可以当老师、当医生？”

“我不知道。”我答不上来。那时的我，只知道要先熬过饥饿的今天，再熬过贫穷的明天。至于未来落在哪一条路上，像雾一样模糊。

他笑了一下，说村里的老人常讲，你是“要出息的人”，是祖辈三代里好不容易出的一个读书人。

“是吗？”我轻声说，“我听他们说了后半句，可惜是个女仔。”

“女仔又怎样？”他语气忽然认真起来，“等你有出息了，给村里捐钱修祠堂、修祖庙，女仔也可以写进族谱。到时候你一定很风光。”

从小到大，大人们反复告诉我：要以“女性的身份名留族谱”，这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必须抵达的证明。可越长大，这句话越像一堵墙，把路收窄成一条笔直的死胡同。

他顿了顿，像是忽然被某个念头点亮：“如果有下辈子，我要努力赚很多钱，开一家公司，当大老板。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看文件，点点头，签签字，那样一定很威风。”

我不知如何回应，因为书上说：人只有一辈子。

沉默了一会儿，小贵又低声说：“我妈，可能也是个有出息的读书人。”

自从他借走那台收音机，他的母亲便常常坐在窗边发呆，偶尔发出含混的低声呢喃。她瘦得厉害，四肢像冬天干枯的枝条，皮肤紧贴着骨头；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像干裂的土地。整个人像一片被遗落在屋里的叶子，没有风，也没有方向。

如果真有所谓天道轮回，那她这一生，是人道，还是别的什么道？

佛经里说：祖上积德，子孙受福；祖上作恶，子孙受殃。这种因果，被称作业报。小贵开始用这种说法解释自己的处境，仿佛只要把痛苦放进这个因果体系里，它就变得可以承受。

可我总会疑惑：如果人生只是为了偿还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还能感受到夏天的热气、月光的清亮，以及一起分食薯片、辣条和棉花糖时那种短暂的快乐？那些瞬间太真实了，真实到不像“债”。

几天后，小贵因为一场由感冒引起的并发症，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离开了人世。他的离开很安静，像一盏灯，在无人注意的时候慢慢熄灭。

大富和那帮哥们仍旧在各条“找钱”的路子上辗转游走。偶尔遇见，他总会半开玩笑地打趣我：“你怎么还在念书？”

后来，他似乎真的赚到了钱，如愿在村里盖起了新房子，换上了崭新的电视机，也把一些辍学的少年带进了他的“事业”里。

他们偶尔回村，总会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新鲜又稀奇的东西。我们挤在他家的客厅里，排排坐好，一起盯着电视屏幕，看那些肥皂剧的情节反复展开，兴致勃勃地讨论人物的爱恨与选择。后来买了DVD，仿佛打开了一扇更大的门，我们接触到更多“外面的世界”。沉闷的小山丘里再次响起那首《友谊之光》。

那段短暂而平静的日子，就像夏天傍晚掠过窗边的一阵风，还未来得及真正停留，便很快消散了。

大富和其他参与“事业”的人陆续被带走。警察上门那天，村里一度陷入混乱，老人们拿起锄头与工具阻拦。大富的奶奶拖着不太灵便的腿脚，躺在警车前，折腾了很久。

再后来，山里和村庄的面貌都慢慢变了。最显眼的，是四处立起的横幅与标语：“有毒必肃、贩毒必惩、种毒必究、吸毒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