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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第十三封信（第1页）

极光观测站开始毁灭时，先发出一声旧钟上弦般的轻响。

十格罗盘在许望生掌中同时燃亮。控制台上的数字从五时四十七分向下跳动，冰层深处传来一座建筑逐层断裂的声音。父亲就在几步以外，死者也隔着十二扇门呼唤他，可许望生低头看见的，却是一封蓝边航空信。邮戳是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寄信人与收信人的地址相同，纸边没有半点火烧过的痕迹。

六年前，这封信曾躺在哈尔滨一只熄灭的煤炉里；六年后，它等待许望生亲手写下自己早已读过的三行字。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观测站从未寻找愿望的主人。它耐心寻找的，是一个肯让别人替愿望付账的人。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哈尔滨的雪在天亮以前下成了灰色。

那天早晨，许望生在母亲遗下的樟木箱底找到父亲寄来的第十三封信。奇怪之处不在于父亲已经离家五年，而在于许家所有活着的人都记得，他一生只寄过十二封信。

信封是南极科考队统一使用的蓝边航空封，纸张受过潮，像从一块多年不化的冰里刚刚取出来。邮戳却很清楚：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哈尔滨。寄信人与收信人的地址完全相同，都是道里区安和街十九号，一座已经列入拆迁名单的红砖筒子楼。

仿佛写信的人就站在门外，只是不肯敲门。

许望生把信放在煤炉旁烘了很久。火光照亮父亲那种向□□斜的字迹，也照亮信纸上只有短短三行的话：

望生：

南纬八十二度十七分，东经七十六度九分。

找到我以前，不要许愿。

末尾没有署名，只有一枚用铅笔画出的圆。圆被分成十格，其中一格涂成黑色，像一只闭上的眼睛。

许望生读完，把信丢进炉膛。

纸边先卷起来，蓝色的航空线变成细小的火蛇，父亲的字在橙红色中缩成一团。可是等煤烧尽，信又完完整整地躺在灰里，连一道焦痕也没有。更古怪的是，信纸比之前更冷，寒气从他的指尖钻进去，使他想起母亲死去的那个清晨。

六年前，医院走廊里的暖气坏了。雪水从病人的棉鞋底流下来，在水泥地上积成一串浑浊的脚印。母亲李月清躺在靠窗的病床上，身体轻得仿佛被疾病提前擦掉了一半。她每一次呼吸都要经过漫长的跋涉，先从胸腔深处爬上来，再越过喉咙里那道看不见的山口。

十三岁的许望生坐在床边，恨屋外卖糖葫芦的人喊得太响，恨护士把药瓶挂得太慢，恨父亲偏偏在这时候接到南极科考队的调令。他甚至恨母亲，恨她为什么还要对每一个进门的人微笑，好像善良能够抵消疼痛，好像宽恕是穷人才付得起的最后一笔费用。

李月清看出了他的恨。

“望生，”她说，“别把难过变成刀。刀握久了，先割坏的是自己的手。”

“他们治不好你。”少年低着头。

“那也不是他们盼我死。”

“爸要走。”

“他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你总替别人说话。”

李月清沉默了一会儿。病房里有个搪瓷盆正接着暖气管漏下来的水，一滴，又一滴，替她数着所剩无多的时间。她抬起手，摸了摸儿子的头发。那只手又薄又凉，却仍有母亲的力气。

“因为人活在世上，总要给别人留一条能走回来的路。”她说，“你答应我，好好活下去。不是只愤怒，不是只赢过别人。要去看看远处，也要善待遇见的人。”

许望生没有答应。

他以为不答应，死亡就无法把这句话当作契约带走。

也就在母亲病重的那年冬天，父亲许守冬带他去过一次漠河。

许守冬是国家海洋局下属研究所的气象观测员，沉默、消瘦、木讷，能凭云底的颜色判断六小时后的风，却猜不出妻子什么时候需要一句安慰。他即将随队南下，参加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极大陆考察。临行前，他收到漠河观测点发来的电报，说太阳风异常，北方或许能看见极光。

李月清坚持让他们去。

“孩子应该见一次天上的奇迹。”她说，“不然长大以后，会误以为世界只有病房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