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料房的桌上摆着两只搪瓷缸,一只是现行的方子,一只是动了半手的:糖减了半度,酸往上提了一线。 “说吧。”老头说,“打哪儿来的主意。” “戏院。”姜卫东把账本翻开,“我让胜利连着数了五天。成年爷们儿,十瓶里剩不下半瓶;带孩子的妇女,三瓶里得剩一瓶。剩的还不是一口两口,是小半瓶。” “剩半瓶怎么了?省下的还不都是她们的。” “剩,是因为酸压不住甜。”姜卫东说,“甜顶在嗓子眼上,喝到后半瓶就腻了。爷们儿口重,喝得动;妇女孩子喝不动。鲁师傅,戏院门口一天三百人,往后我要的是一天三万人。妇女孩子的这半瓶,就是后头的半个县。” 老头不说话,把两缸浆并排端起来,左一口,右一口。 “方子是死的,”他咂咂嘴,“舌头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