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离开家?”
“因为父亲要我断了上大学的念头马上工作……我要自己挣学费上大学。”
“你在打工?”
“在仓库里做分类等力气活,只要肯干,一个月大约能挣17万日元。”
纯一决意触及核心问题了:“家里……爸妈没钱了吗?”
“那还用说吗?”明男加重语气,抬起头来,“难道你不知道因为你杀了人,大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损害赔偿金是多少,难道你不知道吗?”
事件发生后,被害人的父亲佐村光男向纯一和纯一的父母提出了支付抚慰金和损害赔偿金的要求。此后双方的律师通过协商达成和解,并签订了契约。但纯一不知道和解的具体内容,只是盲目相信了父亲来信中“你就不必担心了”之类的说法。
在监狱里收到父亲那封信的时候,纯一刚被从禁闭室里放出来。他因为与一个管教官合不来发生了口角,所以被关进了充满恶臭的单人禁闭室。双手被皮手铐固定着,被关了整整一个星期。吃饭时要像狗一样把嘴伸进放在地上的盆子里吃,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那是一段极其残酷的经历。那时候纯一被折磨得思考能力都麻痹了,虽然收到了父亲的信,但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赔偿金是多少?”
“7000万。”
纯一哑口无言。他在监狱里每周劳动四十个小时,在监狱里的木工工厂干了一年零八个月,个人所得报酬仅为6万日元,而且他的劳动使监狱方面获得的收益要全部上缴国库,不能用作对被害人的抚慰金。
弟弟连珠炮似的对陷入沉默的纯一说:“以前的房子和土地使用权,卖了3500万,汽车和工厂的机器卖了200万,从亲戚那里借了600万,还差2700万。”
“怎么办?还差那么多钱……”
“一个月一个月地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支付。妈说了,付清这笔钱还得二十年。”
纯一眼前浮现出母亲那衰老的面容,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从住了多年的家里搬出来的时候,母亲该有多难过啊。住进那套又小又脏的房子,母亲心中该有多凄惨啊!自己唯一的母亲,为了犯重罪的儿子胆战心惊。想起全家团圆时的幸福生活,纯一低声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明男捅了一下哥哥,“还不都是因为你!你以为你掉几滴眼泪就能得到原谅吗?”
纯一无话可说。他垂着头走出弟弟的房间,在黑暗的公寓走廊里,一边走一边想着怎样在回到父母亲身边前将眼泪全都咽进肚子里去。
-3-
东京霞关中央政府办公楼6号楼。
法务省刑事局办公室一角,从检察厅借调过来的一名检察官正在做《死刑执行提案》的收尾工作。在审查了总共170页,整整占用了文件柜一层空间的大量记录之后,就要做出最后的结论了。
被确定执行死刑的死刑犯叫树原亮,现年三十二岁,跟检察官同岁。
在着手写结论之前,检察官把身体靠在椅背上,在大脑里的每一个角落搜索着,确认是否有任何一点点遗漏。此前他已经反反复复这样做过多次了。
独占了公诉权、手中握有强大权力的检察官,直到刑罚最后执行都负有责任。特别是死刑的执行,更要进行严格公正的审查,他起草的《死刑执行提案》,还要通过5个部门、13名各级官员的审查。
13名。
检察官对这个数字皱起眉头,数了数从死刑判决到死刑执行需要多少道手续,得出的数字也是13。
13级台阶。
检察官脑海里浮现出这个绞刑台的代名词的时候,不禁感慨万端: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其实,日本明治时代以来的死刑制度史上,从没有过13级台阶的绞刑台,唯一的例外是为了处死战犯在巢鸭监狱制作的绞刑台,那是美国占领军制作的。以前日本的绞刑台有过19级台阶的,但是由于让死刑犯上台阶时经常发生事故,只好进行改良。现在通用的是所谓“半地下式绞刑架”。把绳索套在被蒙上了眼睛的死刑犯的脖子上之后,死刑犯脚下的地板就会立刻裂开,死刑犯掉进半地下室被绞死。现实中并不存在13级台阶的绞刑台。
但是,13级台阶存在于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检察官负责的工作相当于第5级台阶,到死刑执行还有8级。被确定执行死刑的死刑犯树原亮,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一阶一阶地走在绞刑台的台阶上。走到最上边那一阶,大约是三个月之后。
检察官开始敲击电脑键盘。
“结论:从以上任何一点来看,本案都没有停止执行、重审以及非常上诉的理由,更没有酌情恩赦的可能。”
打到这里,检察官停了下来。树原亮这个案件是特殊的案件。检察官又在大脑里检查了一遍是否有可疑之点,但最终得出的结论还是只能依照法律处以极刑。在他的心中确实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但疑惑并不能成为证据。
于是,他打上了《死刑执行提案》的最后一句:
“因此,特向死刑执行命令的发布机关高等法院上交本提案。”
出狱后的第二天早上,纯一去了霞关的中央政府办公楼,目的是去监护观察所报到,与监护观察官和监护人见面。
纯一昨天夜里一直到天快亮了都没睡着,清晨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早晨7点就起来了。这是有规律的监狱生活形成的生物钟。尽管如此,早晨没有点名,已经很幸福了,所以心情还不坏。至于从弟弟那里听到的话,他打算直到父母说出来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
一家三口一起吃早饭时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纯一送走去自己工厂上班的父亲,收拾一下也从家里出来了。
这时,有人叫了一声“三上”,随着叫声,一位身穿灰色西装的五十多岁的男士走进接待室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