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会了把电视声音调到最小。画面里的人张嘴,声音只够我一个人听见。我也不敢看完整的故事,隔一会儿就跑到门口看母亲回来没有。看到哪吒正要打申公豹时,我出去看一次;回来已经换到另一座山。看到蓝猫提出一个问题时,我又出去;回来时答案讲完了。
那样看动画片,所有故事中间都有洞。我不知道谁为什么生气,谁又怎样赢了,只记得几段颜色很亮的画面。第二天同学谈起剧情,我常把前后接错。他们说我没看懂,我说电视信号不好。
有一次母亲提前从田里回来。我听见院门响,马上关电视,把遥控器放回衣柜。她进屋时,我已经坐在桌边看书。
她看了我一会儿,走过去把手贴到电视机后面。电视背后还热着。
她问,刚才看电视了?
我说没有。
她说那它自己发热?
我说可能天热。
她抬手要打我,手到半空又放下。她没有打,只把电视插头拔下来,绕了几圈,锁进柜子里。然后让我把“我以后不撒谎”写一百遍。
我写到第三十遍,那个“撒”字越看越不像字。我问能不能少写一点。她说写不完不准吃饭。写到七十遍时,姐姐回来了,站在旁边看。她问我又做了什么。我说没做什么。姐姐看了一眼那行字,说没做什么也能写这么多。
我没有告诉她。不是怕她笑我看动画片,是不想让她知道我已经很会找遥控器、听脚步和摸电视后壳。大人禁止一件事,并不会让孩子不再想它,只会让孩子先学会怎样不被发现。
那年暑假,姑姑家的两个孩子来奶奶家住。表姐和姐姐差不多大,表弟只比我大一岁。奶奶把平时锁着的柜子打开,拿出一袋江米条和两瓶橘子汽水。她让表弟先挑,表弟把汽水在桌上滚来滚去,瓶里的气泡全翻起来。
我站在门边看。奶奶说鹅伢也来了,灶屋里还有凉水,自己喝。
母亲听见后,把我叫回去,第二天从镇上给我买了一瓶同样的汽水。她说别人的东西不要眼馋,我们自己有。她把瓶盖撬开,看着我喝完,像是替我赢回了什么。
表弟来喊我去河滩掏螃蟹,母亲不许,说他一年到头在外面野,不知道水深浅。表弟笑我怕水。我说我不想去。母亲在后面听见,夸我懂事。
我看着他们提着小桶走远,嘴里还有橘子汽水的甜味。那瓶汽水是母亲对我的疼爱,疼爱把我留在门里,也让我很难说自己不高兴。一个被宠着的孩子如果还觉得委屈,听起来像是连好都不认识。
下午,奶奶给表弟买了一把塑料弹弓。他站在院外打麻雀,石子一颗颗飞上瓦顶。我没有弹弓,便拿两根树杈和旧自行车内胎做了一把。皮筋绑不紧,刚拉开就弹到自己手背。我疼得叫了一声,母亲跑出来,把弹弓抢走。
她说眼睛不要了?
我说他们都在玩。
她说他们瞎了你也跟着瞎?
她把弹弓扔进灶火里。橡胶皮筋烧起来,冒出一股黑烟。母亲捂住鼻子骂难闻,我站在旁边看树杈慢慢变黑。表弟隔着院墙喊我,我没有答应。
第二天他不再来喊。他和村里几个孩子去追蜻蜓,我一个人在家写暑假作业。作业里有一道题,让写“我最快乐的一天”。我想了很久,写的是和小伙伴到河边捉鱼。我们卷起裤腿,下到清清的河水里,捉了满满一桶,回家以后妈妈夸我能干。
那一天没有发生过。河水也不是清的,母亲更不会允许我下去。可我已经知道老师喜欢怎样的快乐:有伙伴,有劳动,最后还有母亲的表扬。我把它们写在一起,像把没有的东西摆成了一张全家福。
开学后,罗老师把我的作文念给全班听。陈文涛转过头问,你什么时候去捉鱼了,怎么没叫我?
我说你那天不在。
他说我整个暑假都在。
我说那是很早以前。
他还想问,罗老师让他坐好。我的作文得了一颗红星,陈文涛没有再追究。纸上的事只要写得通顺,比真的事更容易得到大人的认可。
母亲在家长面前常夸我不乱跑。有人说男孩子要放出去野一野,她说野出事谁负责。有人说多和同学玩才合群,她说成绩好自然有人跟他玩。她说这些话时,我坐在旁边,低着头,像她口中那个听话的孩子。
没有人问我为什么低头。低头在大人眼里也是听话的一部分。
后来再有人来喊,我不等母亲回答,自己先说不去。说得多了,母亲越来越放心,朋友越来越少。我也开始学她评价别人:胖勇坏,陈文涛贪玩,表弟太野,叶小雨心眼多。只要每个人都有问题,我留在家里就不是因为没人找,而是因为他们都不值得找。
这是母亲给我的第二种保护。第一种是关上门,第二种是让我相信门外的人本来就不好。
门外的人继续长大。他们学会了游泳,学会了打球,学会在被人取外号时骂回去,也学会和好。我坐在饭桌前把“友”字写得越来越端正。
等我后来真正需要朋友时,才发现字早就会写了,事情却还要从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