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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出去（第4页）

姐姐说，别人都自己收。

母亲说，他还小。

姐姐说我像他这么大时已经会煮饭。

母亲说，所以你书没他读得好。

姐姐不再说了。她把自己的衣服从木盆里捞出来，端到屋檐下晾。我坐在桌边，看母亲替我削铅笔。铅笔屑一圈一圈落在她掌心，削完后她用手试试尖不尖。我并没有因为被照顾而感激姐姐，也没有因为姐姐多做了事而觉得欠她。我只觉得这是家里原本的分工：她会，所以她做；我不会，所以我不用做。

这种分工很公平，前提是永远不问她为什么会，我为什么不会。

到了星期天，别的孩子在村里到处跑。我被要求坐在家里做完学校作业，再做母亲买的练习。写完以后如果时间还早，她允许我在院子里玩，不能出院门。

院子里能玩的东西很快就玩完了。我拿砖头在地上画格子，一个人跳；捡几粒石子当弹珠，自己和自己比；把两条板凳排成汽车，坐在上面学父亲换挡。玩到最后，我常坐在门槛上，看别人从门前过去。

陈文涛来过几次。第一次问我去不去摸鱼，母亲说水边危险。第二次问我去不去打乒乓球，母亲说他作业肯定没写完。第三次他站在门外没有喊，只冲我招手。

我看见了，装作没看见。

他等了一会儿，走了。母亲从灶屋出来问刚才谁在门口。我说没有人。她往外看了看，说没人最好，省得整天来叫。

后来陈文涛真的不常来了。我在学校问他为什么不喊我，他说喊了你也不去。我说你可以多喊几次。他说为什么总要我喊，你也可以来找我。

我没有回答。我从没想过朋友也会等我走向他。我习惯了站在家门里面，别人来喊；别人不来，就说明他不想和我玩。主动去敲一扇门，对我来说比在游戏里跳过第一根水管还难。

班里分组做游戏时，我常是最后剩下的那个。体育课玩“老鹰捉小鸡”，大家自己选队。胖勇壮，许多人愿意排在他后面；陈文涛跑得快，也有人叫他。两边人数差不多时，罗老师指着我说，周川去那一边。

我走过去，队伍里有人说他抓不住衣服，跑两步就掉。另一个人说让他站最后，掉了也只掉一个。

我便站在最后。前面的人一跑，我抓不紧衣角，很快被甩出去。老鹰甚至没有来抓我。我站在圈外，等他们这一轮玩完。罗老师看见了，喊我回去接上。我说肚子疼。

肚子疼是我在学校最常用的病。它看不见，也不用咳嗽，更不需要真的发烧。只要把手按在肚子上，眉头皱起来，大人通常不会继续问。母亲早上没信，老师有时会信。同一场病在不同人面前有不同用处。

罗老师让我坐到树下休息。我看着他们跑，觉得不参加也好，至少不会再被甩出来。胆小并不总让人难受。有时候它会替人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再告诉他，那是自己选择的。

我成绩仍在第二、第三。母亲每次看见卷子，会先问第一名多少。我要是九十五，叶小雨九十八，她就说差三分；我要是九十八，叶小雨一百，她说还是差两分。她从不问第十名多少，也不问我会不会系红领巾、敢不敢去朋友家、摔倒后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在她眼里，我只要把那两三分追上，别的东西会跟着一起长出来。

我也渐渐相信了。每当有人叫我奶伢，我就在心里背自己的分数；每当别人谈起我不懂的游戏，我想他们考试不如我；每当我不敢从高一点的田埂跳下去，我告诉自己会跳也没有用，考试不考。

分数像一块很小的木板，我站在上面，以为自己没有掉进水里。木板之外的地方，我越来越不敢踩。

有一天傍晚，陈文涛家传来《坦克大战》的声音。那种音乐很短，一遍一遍重复，隔着几户人家的墙和一条路仍能听见。母亲在灶屋做饭，让我把当天的生字每个再写一行。

我写到“友”字时停下来。

母亲在里面问，怎么不写了？

我说在想怎么写。

她说上午才学的，这么快就忘了？

我照着课本把那一撇写下去。外面的游戏声响了一阵，又停了。可能是他们关了电视，也可能是风换了方向。我不知道。

那天的“友”字我写了二十遍，每一个都比前一个端正。写完以后，母亲翻开本子看了看，说这才像个读书的样子。

我坐在家里，没有被胖勇堵，也没有弄脏衣服。她认为我很安全。

她没有看见，门关上以后，外面的人也开始学会不再等我。

暑假以后，母亲把电视遥控器藏了起来。

她不是因为我看得太多才藏。我每天能看的加起来不到半小时。她只是觉得只要遥控器还在我够得着的地方，心就不会用在书上。她把它塞进衣柜最上层，用一床旧棉被挡着，以为我不知道。

我知道。那天她藏的时候，我正趴在床下找一只掉进去的玻璃珠，从床板缝里看见了她的脚。她走后，我拖来板凳，踩上去摸到遥控器。塑料套在棉被里发出窸窣声，我立刻停手，等了一会儿，才把它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