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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人方圆相济 刚柔并用（第4页）

有这样一个故事：

南北朝时期，为了传播佛教，天竺国王子达摩禅师远渡重洋，经过漫漫三年的艰苦航行，终于抵达了广州城，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历程。

有一天，梁武帝会见达摩禅师。梁武帝问达摩说：“我常常印经书，又建了许多塔和佛寺，请问我到底有多大的功德？”

达摩回答说：“一点功德也没有。”

梁武帝听了心中很不愉快。达摩禅师知道他和梁武帝没有缘，于是走了。梁武帝印经书、建佛寺、修佛塔只是为了要得到功德，却和功德越离越远。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动机不纯，没有一颗纯正的心。

成功的经营者和失败的经营者之间最大的分别，就在于究竟能做到几分大公无私，以无私之心观察事物。以私心，也就是以私人欲望经营的人，必定失败。能战胜私欲的经营者，才能促使事业兴盛繁荣。

一切以公利为出发点，不为私欲所服。换言之，要有一颗纯正的心。这种纯正的心用在为人处世上，就是帮助别人不要想到回报，把它当作一种行善就可以了。

好多时候，交情不是为了功利，不是为了直接的商业动机而有意去做的。可能是在十分无心的时候，你就做了让别人感激终生的一件事。

回报也是悄无声息的。在你不经意时，棘手的事情突然如水一样挥发了，到了很久以后你可能才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一颗情义种子开花结果了。

无处不在的中庸

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中庸，这不仅仅是来自于儒家思想，老庄思想也是以此为根本的。二者所不同的是，儒家的中庸是以利为根本，老庄则以情为根本。但无论是利还是情，它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要让生活和谐。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性，文是修养，如果过分地把本性暴露就显得粗野，而过于讲究礼就显得古板，只有两者相得益彰才是最好的，这样就会成为一个德行高尚的人。这可以用来注释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那种貌似懦弱的性格其实是最具杀伤力的一种性格。不然为什么中国人走遍世界都能很好的生存，现在看起来那是韧性，而不是懦弱，这种韧性是两千年来在一种文化精神的引导下而成的。中国人把这种精神发挥到了各个领域，无论是为人、为官，还是经商。胡雪岩因他特殊的人生际遇，更是将这种中庸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庸就是凡事不会做绝，总是为自己留个退路。要想有退路就要未雨绸缪，这在我们的孔圣人和亚圣人孟子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孔圣人在四处谋职准备要实现自己的志向时，也为自己志向不能实现而找好退路了。孟子说过一句最不智慧的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就是至圣和亚圣的一区别。胡雪岩总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为自己时刻找好退路，这不是懦弱，这是韧性。

胡雪岩在他的生意由创业而至鼎盛的过程中，每桩生意的动作，他都敢于冒险。也特别注意做到未雨绸缪，为自己留“后路”。在太平天国失败之际，他接受太平军逃亡兵将隐匿私财的存款，就是这种思想下的典型一例。

胡雪岩知道，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朝廷自然要追捕“逆贼”，按惯例也必要抄没他们的家产，这时就会有很多太平军的长官把钱存到他的钱庄。他知道朝廷万一追查“逆产”到钱庄，钱庄不能够不报不缴，不说还有可能被以“助逆”治罪。可胡雪岩骨子里是商人，他才不管那些钱是来自八旗子弟还是长毛军，虽然他已是清府的官员，可在此时吸收太平军逃亡者的私款，可以大量的增加钱庄本钱且不必付利息。

面对这两难的处境，胡雪岩必须在一旦官府查追时有一条退路，有应对的措施。这就要求他要有中庸之对策，对于商人来说中庸就是打擦边球，于是，胡雪岩就做了两手准备：一收买当地的官府要员，同他们搞好关系，这样一旦追查起来可以有回旋的余地；二让太平军存款时不用真名而用化名，这样一旦官府追查起来可以说，不知道这是“逆产”，可谓不知者不为罪。有了这两条，发生了什么事都有退路。

当初帮王有龄时自己那样穷都帮了，何况这次存钱还对自己有利呢？最重要的是这些太平军即使没有在政治上得胜，但还是绿林中人，自己虽有官场庇护，但有些事情却是一定要和黑道共事的，这些人还是会用得上的，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呢？类似这种走中间路线的行事方针贯穿着胡雪岩的一生。

其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成功商人行事的原则都是以中庸为准，这不仅是生存的法宝，更是长胜的法宝。

中庸最通俗的解释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决不会一条道走到黑，尤其是在商场上更是不要执拗。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波音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飞机制造公司。在一战期间，波音公司生产的C型水上飞机就颇得美国海军青睐，这使以专门生产军用品的波音公司发了一笔不小的战争财。

但是好景不长，战争结束后，美国海军取消了尚未交货的全部订单。整个美国飞机制造业顿时陷入了瘫痪状态，波音也不例外，困入了“死亡飞行”的行列之中。

面对这样的困境，波音公司并没有像其它的一些飞机制造公司一样选择放弃，而是仔细分析了原因，认为军用飞机已不行销，将这样快捷的运输工具用于交通岂不是更好，再说自己那些已经造好的飞机如果不利用起来，损失可就惨重了。

波音公司认为，随着现代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日益加快，最重要的是美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的都是一些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不愁没人坐这个先进的东西，而飞机是最适合这种时代节奏需要的，它的速度胜过其它任何的运输工具。

于是，波音公司就进行产品转型，把原来的军用飞机全部改作民用飞机推向市场，结果反响很好。订单日益增多。波音公司如果一直报着国家战争这根稻草不放，以为只有国家才能负担得起这种昂贵的交通费用，那我们今天也就不知道这个公司了。

战后经济的复苏刺激了市场对民用飞机的需要，不但使波音摆脱了困境，还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直到现在，波音公司还在世界民用运输市场上占据着最大市场份额。

一家企业经营方向的制定不但要中庸，管理中的中庸也是很重要的。要以企业最大利益为前提，做到不偏不倚，把握住平衡点。如果在管理中把握的稍有不慎，那么企业的发展就会很不乐观。

1999年以前，“女儿红”这个牌子可谓是家喻户晓，当时人们以喝上这个牌子的酒为有身份的象征。当年送这种酒就和“今年过年不收礼，要收就收XX”一样，但现在我们早已不见这个牌子的踪迹了，这一切的到来竞源于一个决策者的错误决定。

绍兴女儿红酿酒总公司创建于1918年，以“女儿红”酒闻名于天下。1984年，朱公廉开始担任“女儿红”的厂长。当时的女儿红公司规模很小，占地不过30亩，资产不过300万元，年利润30万元。

朱公廉在上任以后，带领全体老员工奋发图强，终于使公司的利润和规模逐年扩大。年利润从1995年开始一直保持在500万元以上，好时会达到800万元，公司实际资产超过4000万元，销售规模超过1亿元。

当时，全公司上下可谓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十分团结的氛围。朱公廉这位厂长也很少摆领导的架子，与员工相处得十分融洽。

1999年，绍兴女儿红酿酒厂改制为有限公司了，这就从国有改为私营。当时，有关部门的意思是让在这家厂子当了十几年厂长的朱公廉占大股。可朱公廉是个有义气的人，他考虑到了大家在一起奋斗十几年的朋友情谊，觉得大家都不容易，所以股权还是平均分配好。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他是个不太懂得经营管理的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可以是善良的，但决不能够感情用事。他这种把权力平均的做法，也就等于是把责任平均了，而这种平均将势必导致凝聚力的分散。

结果是担任董事长的朱公廉持有不到4％的股份，其它股份则以更小的比例为全体员工持有。这样一来，全厂人人有股，人人股份都差不多。他确实是得到了一个好人的美誉，但他却为这份美誉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公司由国企变为民营后，就不必受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管束，利润分配也可以由自己做主。一群不富裕的人在面对一大堆金钱时，又如何禁得起**？公司利润从此理所当然地年年被瓜分一空！这等于又回到了吃大锅饭时代，没了掌舵的人。

当竞争对手都在进步时，“女儿红”却因为发展资金短缺完全失去了后劲。等到朱公廉发现大势不妙，要求公司将每年利润留下一部分作为企业发展的资金时，却遭到了多数股东的反对，朱公廉在企业内的决策权已被剥夺。

这些当家人最担心的只是自己包里的钱不要变少，而不是共同创业守业。这正是如果让无知的人有了权，那他们就会把这种无知发挥到无限大。

中庸是一种智慧，只有拿捏恰当，才能发挥出它能动的韧性，而不是一味的柔，该硬时就该硬。前面我们说过一个好的商人可以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在这里朱公廉无疑是想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好的商人，这就如同我们曾经伞国人民去下乡一样的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