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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家（第1页）

分家是那年秋天的事。

起因是那辆铁皮玩具车，又不全是那辆玩具车。母亲说，她被那一下砸醒了：在这个家里，我闺女就是最轻的那根草，谁都能踩一脚。再不把她护到跟前，她长不大。

父亲起初不愿意。他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晚上烟。母亲也不催他，抱着我坐在里屋，给他留着门。烟头在黑暗里一亮一灭，一亮一灭。天快亮的时候，父亲把烟头在地上摁灭了，说："分吧。"

奶奶听见了，把碗往桌上一顿："分什么分！一个家，散了像什么话！"

父亲低着头，没吭声。奶奶又说："要分，你带着你那俩赔钱货走！"

奶奶说"赔钱货"三个字的时候，我在里屋。那三个字隔着门板飞进来，落进耳朵里。就在那句话底下，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比它轻得多，也含糊得多——奶奶心里在说：走了也好，这屋里就清净了……可那声音自己也没想明白，是盼我们走，还是怕我们走。五岁的我说不清那是什么，只记得心里咯噔一下，像踩空了一级台阶。我谁也没说。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叫人心——人嘴里的话和心里的话，是可以打仗的。

母亲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抱着我，说："好。"

母亲说那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但奶奶住了嘴。她看着母亲，像看着一个她从来没见过的人。母亲没躲，就站在那儿，让她看。屋里静了很久，奶奶别过脸去，说："行，你们走。走了就别回来。"母亲说："嗯。"

那天中午，大伯母来劝，说："秀兰，一家子骨肉，何必呢。老屋那边年久失修，你们娘仨怎么住？"母亲说："能住。房子漏雨，补补就行。"大伯母又说："你一个女人家，带俩孩子，日子怎么过？"母亲说："怎么都能过。"

村里很快传开了：老陈家老二跟老大分家了，带着俩闺女搬去了村西头的老宅。有人说母亲傻："分家分不到一分地，净身出户，图什么？"也有人说："不图什么，就图个清净。那老太太，心也太硬了。"奶奶在村里听见这话，啐一口："放屁。是他们自己要走的，谁拦着他们了？"可母亲说，那段时间，奶奶的头发白得特别快。

那年秋收以后，我们搬出来了。东西不多，一口锅、两张床板、一包袱衣裳、一口樟木箱，借了隔壁三叔家的板车，一趟就拉完了。母亲在前面拉车，姐姐在后面推，我坐在板车上的樟木箱旁边，怀里抱着母亲给我缝的布老虎。路过村口的时候，几个婶子在井台边洗衣裳，看见我们，都停下手中的活，看着。没有人说话。母亲也没看她们，低着头，一步一步，把车拉出了村。快到老宅的时候，姐姐忽然说："妈，我以后还能回来吗？"母亲说："这儿就是咱的家。"姐姐"哦"了一声，没再问。村西头有两间老宅，是母亲娘家陪嫁的老屋，空了好几年，墙皮剥落，屋顶漏雨。母亲带着我和姐姐，自己动手补墙、修屋顶。姐姐那年八岁，跟着母亲和泥，提着小桶一趟一趟地跑，裤腿上全是泥点子。我五岁，蹲在墙根底下，看着她们忙，帮不上什么，就把母亲掉在地上的钉子一颗一颗捡起来，攥在手心里，等她要的时候递给她。母亲接过钉子，说："囡囡真乖。"就这两个字，我能高兴一整天。

搬进去那天晚上，老宅里空荡荡的，只有两张床、一口锅、一个水缸。母亲把从老屋带来的那口樟木箱——不是奶奶那口，是她自己的陪嫁箱子——摆在墙角，里面装着我们的衣裳。箱子是红漆的，漆都掉了大半，可母亲擦得很亮。

我坐在床上，问母亲："妈，我们以后就住这儿了？"

母亲说："嗯。"

我说："奶奶呢？"

母亲说："奶奶跟大伯家住。"

我说："那奶奶还来吗？"

母亲没说话。她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说："囡囡，以后这儿就是咱的家。妈在，你和姐姐就在。"

那年冬天，老宅的墙透风，母亲用旧棉被和稻草把墙缝堵上。夜里北风呼呼地响，屋里的灯一晃一晃的，可被子是暖的。我和姐姐挤在一头睡，母亲睡在另一头，她的脚凉，不敢伸到我们这边来，就自己蜷着。有一回半夜我醒了，看见母亲坐在灯下，就着那一点光，在缝衣裳——不是给我们缝，是给镇上的人家缝，缝一件挣两块钱。她的手指被针扎破了，放在嘴里含一下，又接着缝。我没敢出声，把脸埋进被子里，眼泪把枕头洇湿了一小片。

那个冬天，姐姐开始教我认数。她上二年级了，会写好多字。她拿一根树枝，在泥地上画"1、2、3"，教我念。我念得磕磕绊绊，姐姐很有耐心，一遍一遍地教。有一回我念对了，姐姐高兴地摸摸我的头："妹妹真聪明，将来一定能上大学。"我问："大学是什么？"姐姐想了想，说："大学就是……很远的地方，念很多年书，出来就能挣大钱，不用看人脸色。"我记住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不用看人脸色"这几个字，姐姐是从哪一年开始懂的。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那年春天，母亲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她说是从老屋那边折的枝，能活。我蹲在旁边看，她浇水，我也浇水。石榴树活了，抽出红芽芽的嫩叶，一片一片，像火苗。我天天去看它，拿小水瓢给它浇水，一浇就是半天。母亲说："别浇那么多，涝了。"我说："它渴。"母亲笑。那年夏天，石榴树长到我的腰那么高了。我站在树旁边，跟它比个儿，我说："明年我就能比你高了。"母亲在一边晾衣裳，说："嗯，你长得快。"她看着那棵树，又说："这树皮实，插哪儿都能活。"她不知道是说树，还是说别的什么。

那年夏天，姐姐放学回来，书包里掏出一张纸，是她的奖状，三好学生。母亲拿着那张奖状，看了很久，手都在抖。她把奖状贴在墙上，用米汤糊的，贴得端端正正。姐姐说："妈，老师说，好好念书，将来能考出去。"母亲说："好，考出去。姐儿俩都考出去。"那天晚上，母亲破例煮了两个鸡蛋，一人一个，给我和姐姐。鸡蛋是自家鸡下的，平时都攒着卖钱。

我五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在灯下缝书包。她用的是我姐穿旧的衣裳，拆了，一块布一块布地拼，拼出一个方方正正的书包，又在正面绣了一朵花——她绣了一朵石榴花，红艳艳的，像院子里那棵树上的。

她说："囡囡，明年你就上学了。这书包，妈给你做好了。"

我说："姐姐的呢？"

母亲说："姐姐的早做好了，那年她上学，妈给她缝了一个。你的这个是新的。"

我把书包抱在怀里，闻了闻，有布的味道，还有母亲手上的味道。我舍不得放下，睡觉的时候都抱着，第二天醒来，书包还在枕头边，母亲又给它缝了一道边，更结实了。

第二年秋天，我六岁，上学前班。学校在镇东头，要走二里路。前一天晚上，母亲把我的新书包又检查了一遍，把边角缝结实，把带子调了调长短。她说明天早上去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别跟同学打架，下课了别乱跑。我躺在床上，听着，心里又紧张又高兴，翻来覆去睡不着。姐姐睡在我旁边，说："别怕。明天我送你去。"我说："你不是上三年级了吗？"姐姐说："我送你到门口。"我说："好。"

第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来了，烧了热水，给我洗了脸，梳了两根小辫，扎上红头绳。她端详了我半天，说："我们囡囡真俊。"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母亲送我去学校，走到村口的桥头，她停下来，蹲下，给我理了理衣领，又正了正书包带子，说："囡囡，上学以后，好好念书。"

我点头。

母亲又说："你记住妈的话：你这条命，是你自己的。谁也不能把它拿走。算命先生不能，奶奶不能，谁都不能。"

我似懂非懂，但还是点头。我说："妈，我记住了。"

母亲笑了。她笑的时候，眼角有细细的纹，她说："好。去吧。"

那天早上，太阳很好。我背着小书包，走过桥。母亲没有跟我过桥。她站在桥这头，看着我的背影。桥头的樟树底下，那个算命的还在摆摊，红布上压着铜钱，他眯着眼，看人来人往。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没有看我，我也没有看他。他的摊子前围了一圈人，有个老太太蹲在那儿，问东问西，声音热络。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奶奶也是那样蹲在桥头，问那个先生，肚子里是男是女。那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我走过去，走到桥那头，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桥这头，看着我。她朝我摆了摆手，意思是：去吧。我看着她，她的身影在晨光里，小小的，像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我转过身，朝学校走去。走到校门口，我回头，看见她还在那儿，站在老槐树底下，朝里张望。上课铃响了，她才转身走了，走得很慢，一步一步。

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起来，才明白那一天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六岁的丫头，背着旧布拼的书包，从算命先生的摊子边上走过去，走到了桥那头。从那以后，我人生里所有的路，都是我自己走的。

上学第一天，老师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我在纸上写了很久，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楠"字。老师说："晓楠，你这名字好。楠木的楠，是好木头。"我说："老师，楠木做什么用？"老师说："做房梁，做柱子，顶天立地的。"我听了，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热乎乎的。

那天放学回家，我把那张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很久，手指在那两个歪歪扭扭的字上描了描，说："好。这就是你的命。"

母亲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你这条命，是你自己的。谁也不能把它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