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小说网

§第十一幅 守候吉日（第1页）

§第十一幅：守候吉日

1

1983年，在从北京飞往巴黎的航班上，我问挨我坐着的法语翻译：“为什么去法国的是我？”她笑笑说：“我哪里知道。难道你不想去吗？”

我当然非常向往法国。但是把我列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去参加法国南特电影节的活动，不仅我自己感到意外，一些文学界和电影界的人士也多少觉得诧异。

到写这篇文章为止，我仅有一部小说被改编拍摄为电影，那就是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黄建中导演的《如意》。中篇小说《如意》发表在1980年的《十月》双月刊上，主体内容是表现一个中学校工和一位满清皇族后裔——格格——之间隐秘的爱情，是个有情人终未能成眷属的悲剧故事。在次年中国作家协会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活动中名落孙山。据说在评奖委员会讨论到《如意》时，有位著名的文艺批评家严厉地指出，小说主人公——中学里的老校工，为“文革”中被红卫兵拉到操场上活活打死的资本家尸体，去盖上塑料布；又在红卫兵批斗党支部书记时，走上台去取下挂在书记脖子上的大铁饼；还在惩罚性劳动中，给焦渴的“牛鬼蛇神”送去绿豆汤……这些行为都属于人道主义范畴，但作家不能跟老校工站在一个水平线上，应该懂得人道主义属于资产阶级的情怀，作家应该注意批判人道主义的局限性。有人把这样的批评转达给我以后，我明白了自己这个中篇小说不能获奖的最根本的原因。

不过，中篇小说《如意》刊出后，也有喜欢的人士。1981年，戴宗安女士在前辈电影艺术家成荫的鼓励下，将《如意》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并刊发在了《电影创作》杂志上。当时黄建中刚执导完《小花》，好评如潮。但《小花》字幕上的导演是张铮，黄建中只是副导演。因小花的成功，北影厂允许黄建中作为名正言顺的导演拍片，他选中了《如意》，请我再重写电影剧本，我本不愿“触电”，经不住他的动员，就接了这个活儿。影片完成后在字幕上与戴宗安联属编剧，戴女士毕竟提供了一个电影剧本的基础。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触电”，后来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风过耳》、中篇小说《小墩子》等改编录制成电视连续剧，剧本都是别人写的。

电影拍摄过程中，陈荒煤、冯牧两位前辈十分关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陈荒煤“文革”前就是管电影的，在“文革”正式爆发前，他就因为《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林家铺子》等影片，跟夏衍一起遭到批判，批判他们的罪名之一，就是“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四人帮”垮台后，陈荒煤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负责人，他是在我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出“这是解冻文学”“不是歌德而是缺德”的非议后，站出来鲜明支持《班主任》的前辈之一。不过《班主任》毕竟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头名。他后来重返管理电影生产的岗位。他明知《如意》在中篇小说评奖中落败，也清楚批评者的尖锐意见，却不仅支持北影改编拍摄为电影，更作为他的工作重点之一，多次找到导演黄建中和我谈话，指导影片的改编拍摄。

陈荒煤总是那么严肃。以至后来跟他熟了，我有一次冒昧地问他：“您会笑吗？”他才露出一种勉强可以称作笑容的表情，一贯低沉的语音里加进一种嗤嗤的勉强可以理解成笑意的成分。他在跟我们讨论《如意》的改编时，并不进入人道主义的理论范畴去形而上一番，但我能清楚地感觉到他是不跟那种把人道主义一股脑划归资产阶级的见解认同的，也不以为作者必须站在小说与电影中的主人公石大爷之上，引导读者与观众去俯看这个淳朴的劳动者并批判其情怀的局限性。人道主义究竟是否只能姓资而不能姓社？肯定讴歌人性中的同情心、怜悯心，主张“要把人当人待”，是否就“局限于淳朴”而丧失了某种至高的原则？这些理论问题我从那时到现在还一直在思考。但是，无论是我的小说、剧本，还是陈荒煤对改编拍摄影片的关注，恐怕都首先并不是基于概念，而是出于深切的人生体验。记得有一次只有我和陈荒煤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谈得比较投机，也建立起了互信，我就问起他“文革”中关入监狱时的情况，他说：“你知道他们怎么折磨我吗？”我期待他往下说，他却沉默了。我也不好敦促。良久，他才又开口：“我不说了。”我觉得真是此时不说胜痛说。我心里默默地想，那时候他若遇见《如意》里老校工那样的淳朴存在，该是怎样的一种反应？会因为其人道主义的救援安抚具有理论上的“局限性”而排拒吗？

冯牧是中国作家协会那时期主持文学评奖的负责人之一。《如意》获得优秀中篇小说提名而落榜，他最清楚不过。但他很关注电影《如意》的拍摄。黄建中剪接出了声画双片第一稿，在北影内部放映，陈荒煤去了，冯牧也去了。放映完了，他们各自提出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黄建中的风格趋向唯美。当叙事与抒情产生冲突时，黄建中往往宁愿牺牲叙事的清晰与流畅，而迷恋那些光影画面的美丽，纵容纯抒情甚至是耍弄技巧的那些镜头舍不得精简。冯牧和陈荒煤对此都提出批评。比如那种逆光拍摄而形成七彩“糖葫芦”的镜头，他们就都很不以然。但是完成片里“糖葫芦”还是没有剪掉。当然这还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老校工与格格的含蓄而又深切的情爱看下来还缺乏浓度。后来陈荒煤建议加一场戏，我听了觉得甚有道理，就补写了一场戏，黄建中进行了补拍，效果很好。

电影完成后，先在北影内部审查。影片映完后，参与审查的一位老同志率先表达了惊诧：“我们北影怎么拍出这么一部片子来？最后让主人公死掉，太残酷了！”的确，这样的结局令人心酸。这又牵扯到一个我们体制下的文艺能否容纳悲剧的问题。而且，再往深想，中国传统文艺作品，即使被称为大悲剧的《窦娥冤》，到最后也还是感天动地获得昭雪。中国民众的传统审美心理是一边揩眼泪一边期待着大团圆的。《如意》不仅毫无遮拦地弘扬了人道主义，又酣畅淋漓地表现了一出人间悲剧，它也确实值得狐疑：这样行吗？那位资深的老同志出于本能的惊诧，话语不多，却是强烈的否定意见。当时气氛紧张起来，黄建中后来告诉我，他心脏顿时加快了跳动频率，手心捏出一把汗来。于是我作了一个发言。我心平气和地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初衷。我说这个作品并没有把一切归结为残酷，恰恰相反，这个作品对“文革”前的社会生活是基本肯定的，主人公石大爷对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在新社会中终于走上自食其力之路的格格也是化忧郁为喜悦的，残酷的是“文革”以及导致“文革”的不断膨胀的极左因素，讲述这样一个悲剧故事的目的，意在引出人们的反思，养好伤痕，恢复健康，使社会生活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这应该是符合当下改革开放的总精神的。另外，我们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尝试一下悲剧的创作，也许还存在诸多不足，却是应该得到理解甚至鼓励的，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正剧、喜剧，适当有一点悲剧，把美好的东西被撕裂的情况展现出来，让人们更加懂得珍惜真善美，这不是残酷，而是善意的引导。我的发言起到扭转现场气氛的作用。后来，几位人士的发言都基本上对影片持肯定或容纳的态度。

当然，由于《如意》在电影主管部门有后台，也就是说陈荒煤从一开始就支持了它的拍摄，到头来通过审查，在全国发行放映。由于是黄昏恋的冷题材和抒情性的雅格调，发行的拷贝不足一百个，放映的范围也就有限，但报刊上影评不少，且多是赞赏之词。

记得在正式公映之前，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的一个文艺界的大型春节团拜会上，先放映了一部西德娱乐片《英俊少年》，然后放映了《如意》。那时候文艺界大体上还维系着“渡过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氛围。记得《如意》映完后有掌声，那天周扬和我握手后有鼓励的话，并且让我把青年作家们介绍给他，我很不懂事，闹出笑话。周扬其实早认识了一些新冒头的作家，对于五十年代曾风光过的青年作家（那时他们多半已经接近五十岁，但仍被称为青年作家）当然更加熟悉，他那样跟我说，不过是通过对我的亲切信任表达出一种新的领导风范，我初上台盘，不懂深浅，其实我选两三位比我年龄小的新作家介绍给他也就行了，却傻乎乎地跟着他逐桌巡游，我当然知道王蒙、刘绍棠等本是他的熟人，还不至于需要我唱名，可是当他走到宗璞那桌时，我却跟他介绍起来：“这是《弦上的梦》的作者宗璞……”宗璞忍不住笑了，跟周扬握完手，对我说：“他是我老领导啊。”原来宗璞五十年代曾在中国作协工作，跟周扬经常见面，周扬知道她乃冯友兰之女，早就更加注意，何需我这直到1979年才加入作协的晚进者介绍！但周扬看完《如意》确实是肯定的神态，几年后他写出那篇惹出轩然大波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文，就我个人而言，是毫不惊讶的，那应该是他内心真实想法的外化。

《如意》的拷贝不知是如何到了台湾的。1984年我在西德访问时，一位台湾文化人跟我说，台湾电影界的精英看完《如意》以后，像侯孝贤等，都感到震惊，他们没想到大陆能拍出如此纯粹的人道主义影片来。对黄建中的导演水平也大表敬意。后来台湾一些音像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了一套世界电影参考资料，里面就收入了《如意》，跟《罗生门》《野草莓》《去年在玛里昂巴得》等放在一起。这套资料影碟一度流行于大陆，有人送我一摞，令我不快的是封套上竟在《如意·根据刘心武原著改编·黄建中导演》等字样后面，将产地列为“台湾”。

《如意》的正版影碟有是有，很难找到。但是到了200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附影碟的《电影伴读中国文学文库》，却找到我，说头批就要收入《如意》，我说有那么多获得过金鸡、百花奖的影片，《如意》并未获得那样的荣誉，怎么你们要收入它？回答是小说和电影《如意》都具有长久的欣赏价值，其可读性不因时间的推移和世道的嬗变而衰减。又说尽管黄建中后来又执导了许多影片，并且还执导了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也都各有长处，但他最好的作品，到头来还是《如意》。他们的话于我是溢美之词，但我当然乐得他们把书和影碟合在一起出版。这书出来后虽然也重印过，却并不畅销。

前些时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言论，他自称是“80后”一代的，非常偶然地对电影《如意》进行了在线观赏，本来他以为自己看不下去，没想到却一口气看到最后，他的感受是“原来我们也拍过这样的电影，非常干净，却又非常动人”。我想，就算只有这么一位年轻人能欣赏《如意》，我也该知足了。在这个似乎以迅捷淘汰为家常便饭的世道中，《如意》尚能留在“无情之筛”上，可以说是非常之幸运。

只有一部小说被改编拍摄为了一部电影，却给我带来了偌多的怡悦，这是我命运中的亮点。当然，《如意》给我带来的最大快乐，还是1983年因它而成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一员，去法国参加了南特三大洲电影节。

2

在西德法兰克福机场转机赴巴黎，等候登机的时候，我还在跟团里的翻译絮叨，说实在应该让黄建中来。毕竟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我也不是叶楠那样的职业编剧，只不过是据以改编的小说的原著者，以编剧身份跻身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国，真的很不好意思。那时候中国大陆文化人出国的机会还不多。黄建中就还没有出过国。作为我们代表团团长的名导演谢晋，也还是头一次到一个西方国家去。我又说要么应该让李仁堂来。李仁堂在“文革”前就主演过电影《青松岭》，在“文革”中《青松岭》又获得重拍机会，他还在引发出事件的《创业》中扮演了油田领导，将人物塑造得真实可信，“文革”结束后他出演了《泪痕》，成为恢复评选的电影百花奖的新科影帝，在《如意》中他驾轻驭熟地出演了男一号石大爷，《如意》到法参加电影节，他随团出访应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是也没派他去。我本来还想议论到郑振瑶。她在《如意》中出演女一号格格，其演技之成熟，达到无痕的程度，有篇影评提到，有场戏，表现格格在什刹海畔跟石大爷终于心心相映，黄建中给了她一个大约半分钟的特写，她在那个没有切换的镜头里，五官并没有什么变化，却通过内心的情绪调整，使脸上的毛细血管渐渐泛红，传达出一个迟暮生命获得真情的幸福感，那斯坦拉夫斯基“体验派”的演技，臻于化境，令人惊叹。到法国参加电影节活动，她当然也比我更有资格。但我没把为郑振瑶抱屈的话说出口，因为我身边还有另一位女士，她就是陶玉玲。

陶玉玲是我们那一代人所熟悉的女演员。她以电影《柳堡的故事》里清纯的女民兵二妹子形象一炮走红，后来又以话剧和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高尚的农村媳妇春妮而巩固了其在那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她是在“文革”结束后最早重返银幕的女演员之一。她在电影里多是演女一号，而且几乎全是工农兵的形象。在《如意》里她却只是女配角，演的是格格当年的丫头，后来沦为城市贫民，这个角色不但没有什么革命色彩，更通过穿越政权变迁而始终忠于格格，表达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肯定的义气。据说黄建中找到她时，她听说是这么个角色，很犹豫了一阵，黄建中给了她一个考虑的期限，她在即将到期的前一天给黄建中打电话，说她来演这个叫秋芸的角色。

《如意》里出演女配角，当然只是陶玉玲从影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角色却使得她在1983年就去了法国，不仅到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的南特市去参加了电影节活动，更在巴黎大开了眼界，应该是她人生中的一大幸运。为什么《如意》参加电影节不让出演女一号的郑振瑶去，而让只不过是女配角的陶玉玲去？一个解释是郑振瑶前不久刚因《城南旧事》出访过菲律宾。那时候文学艺术家出国都必须通过官方安排派遣的唯一管道，在机会名额的分配上要保持均衡。这一解释是说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