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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大顺军放弃北京（第2页）

[25]张正声：《二素纪事》。

[26]《甲申核真略》；《甲申纪事》。

[27]《国榷》卷一百。永王所封公爵之号，诸书失记。《国榷》写作“永王改口永公”。《甲申核真略》云：“封东宫为宋王，定、永二王亦各改封为王如故。”甲申以后，朱由检三子中太子的下落众说纷纭，无法取信。永王结局也不清楚。只有定王朱慈焕被大顺军将领带到河南，后来又逃往安徽、浙江等地，长期隐姓埋名。康熙四十七年时已经七十五岁了，在山东汶上县李朋来家充当塾师，被清政府捕获，不久全家处死。这个案件清政府称之为“伪朱三太子案”。其实，朱慈焕的口供说得非常清楚，他是朱由检的第四子（第三子为永王朱慈炯），他的六个儿子仍按朱元璋《祖训》中规定的排行第二字以“和”字命名，其孙儿名曾裕，盖隐曾祖父（朱由检）临御天下之义。康熙皇帝审阅了全部案卷，明知确系崇祯的后裔，却故意说是假的，全部杀光。玄烨南巡时，一再拜谒明孝陵，表示要寻求朱氏子孙奉祀。朱慈焕一生颠沛流离，并没有从事反清活动，却硬给安上一个“伪”字实行斩草除根，政治手腕真是到家了。这个案件的详情见《史料旬刊》第二期所收康熙四十七年直隶巡抚赵弘燮的奏疏；又见李朋来《张先生传》以及《清圣祖实录》的有关部分。

[28]《甲申核真略》。

[29]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30]《明季北略》卷二○作“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赵士锦《甲申纪事》作“有能出首者爵通侯，黄金万两”。这里是根据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该书原注紫禁城被农民军误书为“紫金城”，作者可能看到了大顺政权发出的告示牌。

[31]关于这件事各书所记文字多有不同，这里据《甲申核真略》。作者杨士聪说：“此余闻之周中官自内出亲见之者。”

[32]据谈迁《金陵对泣录》说，朱由检和周后的尸体移出宫城后，由明朝兵部武选司主事刘养贞出私钱八千，买柳木棺殡殓。三天后，大顺政权用红漆棺和黑漆棺各一具，改殓了崇祯帝、后。清朝康熙皇帝在宫中听到另一种说法：朱由检死后，“尸首暴露东华门桥上，官员无一寻收者，太监慈有芳觅棺殡殓”（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这种说法同当时留下的各种记载不符，很可能是宦官们编造的，借以表明自己最能效忠主子。

[33]即今昌平区明十三陵中的思陵。赵士锦《甲申纪事》云：四月“初三日，葬先帝及后于田贵妃墓，黎明令数人舁去”。根据承办这件差事的署昌平州吏目赵一桂的申状，他在三月二十五日接到大顺政权顺天府的檄文后，“即动帑银，雇夫穿田妃圹，葬先帝及周后。四月戊午朔，职用夫二十名举先帝梓宫、夫十六名举周后梓宫至州。越三日庚申发引，翌日辛酉下窆”。大顺政权只派了礼政府主事许作梅（大顺军进京后录用的明朝降官）任监葬官，没有任何的铺张。下葬时昌平州的经费不够，许作梅束手无策，当地十名绅士“敛钱三百四十千”才勉强完工。赵一桂的申状还说：“田妃葬于无事之日，棺椁如制。职见先帝有棺无椁，遂移田妃椁用之。”（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七，《赵一桂传》）事实经过说明，大顺政权在安葬朱由检一事上是非常简慢的，当时的京师官民对此也是相当冷漠的。谭吉璁在《延绥镇志》中说：“俄得崇祯帝凶问，贼往煤山临而哭之，曰：‘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识？’诸贼无不洒泪，乃以帝礼殡之。”（卷五之四，《僭国列传》）钱邦芑《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云，三月二十一日，“在京大小官员由东华门入朝拜贺，御座上不见有人，但见青衣小帽一人传呼。贺毕，众官请殡先帝。见青衣传一批云：‘帝礼葬，王礼祭，二子待以杞、宋之礼。’众官又求并以帝礼祭。少顷，青衣传语云：‘准了’”。恐怕都属于传闻之辞。

[34]赵士锦：《甲申纪事》。

[35]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36]陈济生：《再生纪略》。

[37]赵士锦：《甲申纪事》。按，陈济生《再生纪略》和无名氏《燕都日记》，说这是丞相牛金星出的布告。李天根《爝火录》卷一于三月十九日下记：“吏政府大堂谕：为奉旨选授官职事。照得大顺鼎新，恭承天眷，凡属臣庶，应各倾心。尔前朝在京文武官员，限次早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照前擢用。如违抗不出者，大辟处治。藏匿之家，一并连坐。仰各遵新旨，共扩皇图。赴谒宜先，趋选宜后。须至榜者。永昌元年三月日示。”《爝火录》成书较晚，这段文字和《明季北略》卷二三相同，而《明季北略》中这一条又是抄自反动小说《新世宏勋》（《定鼎奇闻》）第十二回，告示尾书“永昌元年三月廿四日”，系时同当时在京诸人所记不合，有可能是伪造的榜文。

[38]陈济生：《再生纪略》。

[39]赵士锦：《甲申纪事》。

[40]三品以上大员中录用了前户部尚书侯恂，这是因为侯恂被朱由检关在监狱里。

[41]刘尚友：《定思小纪》。

[42]陈济生：《再生纪略》。

[43]光绪《定兴县志》卷二○，《志余》。按，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说“李自成破北京，奇逢避迹新安水乡，颇苦抄掠。忽发一檄，严禁把棍掳掠，列款多端，署名大顺，众遂以戢。事后始知奇逢命仲子奏雅所为”，孙奇逢即夏峰先生。盗用大顺政权名义出布告的究竟是谁，说法不一，但这件事确实反映了大顺政权令行禁止，享有很高的威望。

[44]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六，《沛城从贼纪事》。

[45]赵士锦：《甲申纪事》。

[46]陈济生：《再生纪略》中说：“贼兵营于宿迁。南北相持，往来路绝。”不久，在南明优势官军的攻击下，董部被迫北撤。

[47]李天根：《爝火录》卷三。按，刘暴在一些史籍里被写作刘日恭。

[48]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49]《国榷》卷一○一。又，《甲申传信录》卷六载，四月“初二日，……榜示伪顺仪制，颁为条约，凡文官俱受权将军节制，行跪礼”。刘尚友《定思小纪》说大顺政权将官制、服色以及“文官拜武将之类，俱刊定成册，以候颁行”。《永昌仪注》早已亡佚，从一些记载当中可以看出，这部文献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反映了大顺政权实行“右武”制度，以保证久经战阵的农民军将领居于主导地位。

[50]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见《二素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

[51]《甲申核真略》。

[52]“在宗敏及诸将处者，付本人；在监押健儿处者，付健儿自追。”（《甲申核真略》）

[5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54]《甲申核真略》。除了杨士聪所说的某些“坊刻”以外，有些接受了大顺政权官职的明朝官僚，为了掩盖自己“从贼”的经历，也颠倒黑白地把大顺政权的礼遇说成被“拷掠”。

[55]《明史》卷二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