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后的冬天,虽然米夏的生活没有立刻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但卡尔·马克思城确确实实变成陌生的开姆尼茨,街头的标志牌被一个个摘下后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旧钉孔。
今天,父亲下班回来,忧心忡忡说厂里在传可能要裁员。一脸惆怅的母亲只是把那件织好的毛衣又拆了两行,重新织得更紧实些。
过了年,米夏已经要走向14岁。艾拉发现这几天他总是会默默在训练后多留半小时,一个人对着墙踢球,反复用左脚抽射,把墙皮一块块踢下来。
他的教练带他这么久,总觉得这孩子像头牛,一声不吭就是闷头练。
“你在想什么?”艾拉飞到他肩膀好奇发问,明亮的眼睛中天真而懵懂。
米夏把球踩在脚下,盯着墙上那片被他踢秃的可怜兮兮的水泥:“他们说西边的俱乐部比我们好一百倍。”
“那你想去吗?”
“我也不知道。”他把球踢出去,砰一声响起,“但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里。”
母亲知道他开始有这个念头,一个周末的早晨她看见米夏把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贴在床头——那是凯泽斯劳滕的队徽,一只红色的魔鬼。照片边缘被手指反复摩挲得发毛。
晚上女人含着眼泪对孩子的父亲,她的丈夫说:“他要去,我们就送他去,不过得等到他在这边踢出来…米夏不能跟我们一样,被墙关一辈子…更何况现在墙都塌了…”
父亲把茶杯放下,杯底磕在桌面上,“是…是…”,他也同样要流下眼泪。
原本,在东德踢球是不可能真的单纯为了钱,体制让这条路极其狭窄,球员的流动更被严格限制,转会都需要层层审批。巴拉克夫妻愿意让米夏去踢球,是因为他们至少有能力供,而且支持和认可孩子能力,让儿子能在选择的热爱中过得更好。
可是,两德统一让这一切都变了。
这是有出路的吗,他们想。
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太多东德来的球员在西德混不下去,也许他们只能期盼命运会有一个合理的回答。
1995年夏,8月正是椴树枝叶最浓密的时候。米夏满18岁不久,开姆尼茨一线队的教练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桌上摆着一份合同——他的第一份职业合同。
用笔写下自己的名字,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响,艾拉从领口探出头,尝到纸墨里那股淡淡的铁锈味。
“恭喜你啊,米夏。”不知道算是年轻还是年老的精灵由衷欢喜,她在没有人听得到的情况下轻轻鼓掌。
米夏忍不住笑起来。
1995年8月4日,德乙首轮,开姆尼茨主场对阵VFB莱比锡。米夏坐在替补席上,专注地看着场上的球。
第78分钟,第四官员举起换人牌,他被推了一把才反应过来,一下子站起跑向边线时差点被广告板绊倒。可惜年轻的小将上场也没有什么办法,开姆尼茨还是1比2输了。
“让我采访一下巴拉克先生,怎么样,首秀什么感觉?”艾拉学着那些记者,飞到他耳边问。
米夏把球鞋从包里拿出来,擦干净后放回去,听到小精灵这样说,有点好笑,“太快了。”他说,“什么都没反应过来就结束了。”
那个赛季他出场15次,大多数是替补。球队在倒数第二轮确定降级。最后一轮结束,更衣室里没人说话。米夏坐在角落里,听见有人摔了球鞋,有人用头抵着柜门。
“球队降级了。”他在电话里对母亲说。
“那你呢?”母亲问。
“俱乐部没放我走。”
“那就踢下去,米夏埃尔。”
1996-97赛季,开姆尼茨在地区联赛(那时候还没有德丙这个名字,米夏终于成了主力,年纪轻轻他就是这个第三级别联赛的孤胆英雄,34场联赛全部首发打进10球,拦截屏障又是进攻发起点,已经有了未来“六边形战士”的雏形。
人们逐渐开始叫他小凯撒来表达对他的赞美,虽然现在的足坛有好多个小凯撒,虽然巴拉克自己对此不太感冒。
让艾拉来说,她记得最清楚的是96年8月17日主场对萨克森莱比锡的那个下午。
看台上坐了不到三千人,稀稀拉拉,有一半是被秋天还没散尽的暑气蒸得昏昏欲睡。
艾拉坐在顶棚的钢梁上,两条腿悬空晃荡,阳光把精灵的发丝熔成流淌的白金,风将那细软的发丝搅得漫天飞舞,成了飞扬的光束。她百无聊赖地数着看台上的人头,数到一百二十七的时候,底下突然炸了一声。
穿着正红色球衣的米夏在禁区弧顶,球带着一点旋转贴着草皮从右路横传,滚到他的左脚前。
他左脚内侧轻轻一停,球温顺地卧在草皮上。防守球员扑过来,伸腿铲球的动作已经做了一半。米夏的膝盖下沉,大腿后摆,脚背绷直。整个身体像一张被拉满的弓,从脚尖到腰腹到后背,每一块肌肉都拧紧了力。
砰。
那声音颇为有力。球从防守球员的腿边擦去,在草皮上飞起,像被什么拽着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