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过头来看我。她的眼神里带着一股酒气和火气,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嘴唇撇了一下,声音很大,盖过了电视里的声音:“吃什么吃,你凭什么夹菜,你算我们家人吗?”
桌上瞬间安静了。电视里还在放着热闹的歌舞,但那个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我拿着筷子的手悬在半空,筷尖上还夹着一片菜叶,停在老太太碗的上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桌边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一个方向——我身上。那些目光里有尴尬的、有看热闹的、有替我难堪的、有不知道该怎么接的。我慢慢把筷子收回来,那片菜叶落进了我自己的碗里。我低下头看着碗里的菜,白瓷碗、白米饭、上面搁着一片青绿色的菜叶。脸上没有表情,但耳朵尖烧得厉害。嗓子眼里堵了一团东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吃饭吃饭,加菜呀,都别说了。”不知道是谁打了个圆场。筷子重新动起来,说话声也慢慢恢复了,像一锅即将烧开的水被人揭了盖子之后又慢慢凉下去了。继父的母亲也没再说什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我妈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从头到尾没说话。我扒拉着碗里的饭,一粒一粒地往嘴里送,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顿饭吃完的时候我走到二楼的阳台上。阳台很窄,靠着墙摆了几盆蔫了的绿植,栏杆上落了一层薄灰。外面是县城的夜景,零星的烟花在半空炸开又散落,鞭炮声从四面八方零零碎碎地传过来,一阵一阵的。我把手搭在栏杆上,冰凉的铁管贴着掌心。风从北面来,带着硝烟味,冷得扎脸。楼下有人在放手持的烟花棒,银白色的火花甩来甩去,笑声一阵一阵地飘上来。我站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风把脸吹得麻木了,才转身走回屋里去。
过了几天,我和江明还有表弟约好了去爬南安最高的山。表弟其实是我妈妈闺蜜的儿子,我们从小就在一块玩,关系也比较好,他比我小两岁,在南安念高三,瘦高个,脸上还带着青春痘,话不多但笑起来憨憨的。小雅打了寒假工,没跟来。江明说她不来了咱仨去,正好我好久没爬山了,憋得慌。我们约在县城的公交车站碰头,早上八点出发。江明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运动外套,背着一个双肩包,包里塞了水和面包。他一早的就在公交站台等我们,远远看见我和表弟走过来,抬手挥了挥。他冬天比夏天黑了一些,脸被风吹得有点红,但精神头很好,眼睛里亮堂堂的。
山在南安市的北边,海拔不算太高,但坡陡,路也不好走。前几天刚下过大雪,山上的雪化了大半,剩下的混在泥土里,路面又湿又滑。我们沿着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土路往上爬,两边是落了叶的灌木丛和光秃秃的树干,偶尔有一棵松树还是绿的,松针上挂着残雪,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江明走在最前面,他是体育生,腿脚有劲,爬这种坡跟走平地似的,步子稳当,踩在湿泥上连晃都不晃一下。表弟跟在中间,他虽然年轻腿脚也利索,但明显没江明那个力气,爬一段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我走在最后面,手脚并用地往上攀。有一段路几乎是垂直的,我手抓着坡面上的藤蔓,那些藤蔓干枯了,握在手里咯吱咯吱响,根从土里露出来一半,看着不太牢靠。我右脚踩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左脚往上抬的时候脚底踩进了一滩湿泥里,整个人往下滑了两三米。手没抓住东西,屁股和后背蹭着泥坡一路滑下去,最后撞在一棵小树桩上停了下来。手肘和裤腿上全是湿泥,手掌心蹭破了点皮,火辣辣地疼。
江明和表弟已经在半山腰的平台上等着了。江明站在平台边缘往下看,看见我滑下去那一下的时候他身体往前倾了一下,嘴里喊了一声“小心”,等看见我停住了才松了口气。然后他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笑得肩膀都在抖。表弟也在旁边笑,捂着嘴没出声。我爬上去跟他们会合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泥,手肘上的泥巴蹭了半边衣服,整个人跟从泥塘里滚出来似的。江明指着我笑得直不起腰来,说:“叫你爬快一点,你不听。”我拍着身上的泥拍了两下,泥干了拍不掉,挂在衣服上灰扑扑的一层。我抬头看了看山顶的方向,还远着,山尖在灰白色的天幕上只露出一个小小的三角。
“还有多远?”我问。
“快了,再爬一个钟头吧。”江明说,“歇一会儿再走。”
我们在平台上坐了十来分钟。平台是一块相对平坦的石头,上面被踩得光溜溜的,旁边有一棵歪脖子松树,树干弯着探到平台边上,像一把天然的扶手。从这里往下看能看见半个镇子的轮廓,房子小得像火柴盒,街道像一条条灰色的线。江明坐在石头上喝水,水壶口被他旋开的时候发出很轻的一声响。他喝了半瓶递给我,我接过来也喝了半瓶。山风从下面吹上来,凉飕飕的,把身上爬山出的汗吹干了一层,凉意贴着后背往上蹿。
继续往上爬的时候路更陡了。手要不断地抓着两边的灌木枝往上借力,脚踩在湿土上一步一滑,得侧着脚掌踩稳了才敢把重心移过去。江明的背影在前面晃着,他爬这种坡毫不费力,步子跨得大,踩点准,偶尔还回头看看我们跟上了没有。表弟咬着牙跟在后面,脸涨得通红,嘴里喘着白气。我手脚并用爬了一段之后停了一下,双手撑着膝盖大口喘气。山上的空气比山下凉很多,吸进肺里冰冰的,但吸多了之后整个人反而清醒了,脑子里的杂念被冷风吹散了不少,只剩下一个念头——往上爬。
又爬了两个钟头,终于到了山顶。山顶有一片被开辟出来的观景平台,用木板和石头砌了护栏,沿着边缘围了一圈。平台上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这座山的名字和海拔高度。我走到护栏边上,两手撑着木头的横栏往下面看。整个南安市铺展在脚下。远处县城的楼群和近处镇子的矮房连接成一片灰白色的色块,马路和河流像银灰色的带子从中穿过。镇子西边那片山坡上有一小片暗色的斑点,那是父亲的坟地,从这么远的距离看去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点。天是灰蓝色的,云层压得很低,但在最远处的地平线上裂开了一道缝,一线浅金色的光从云缝里漏出来,把远处的山脊线镶了一道暖边。
江明走到我旁边,两手搭在护栏上,肩膀挨着我的肩膀。他的呼吸平稳下来之后侧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去看着山下。
“心里有什么不好受的,全都喊出来,对着山底下大声喊,这样会舒服点。”他说。
我没说话,看着山下那些缩小的房子和道路。风从山顶上刮过来,比山腰上大了很多,呼呼地灌进耳朵里,吹得头发往后飘。江明又说:“上次在江边的事,我没问你。肯定你有什么难处。我想说,咱俩永远是好兄弟。以后有什么难受,不要憋在心里面。”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被风削掉了一些边角,但每一个字都送到了我耳朵里。我攥着护栏的木头,掌心里木纹的触感粗粝而真实。我转过头去看他。他的侧脸被山风吹得有些发红,鬓角的头发被吹起来贴在了额头侧面,他看着山下的方向,没有看我。
“好。”我说。
他转过头来,用胳膊肘顶了我一下,笑了。“还是老样子,说话能多说几句不。”
我也笑了。这次笑的时候胸口没有那种被绳子拧着的感觉。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去面对着山下那片铺开的南安市,把双手拢在嘴边,肺里的气往外冲的时候带着声音一起出去了。第一声喊出来的时候嗓子有点破,声音被风吹散了。第二声大了一些,第三声更大了,大到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在山谷之间来回碰撞。我把那些憋了很久的东西往山下喊——那些名字、那些日子、那些夜里睡不着时在脑子里转来转去的画面。喊到后面嗓子哑了,声音变成了模糊的、断断续续的吼声,像一只鸟从高处俯冲下去,翅膀划过空气时发出的那种嘶鸣。喊完了,我撑着护栏大口喘气,胸腔里空了一块,但那种空不难受,像是把堵在里面的东西掏出来了,透气了。
下山的时候脚底下轻了一些。虽然还是滑,还是得抓着藤蔓慢慢下,但步子比上来的时候稳了。下到山脚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我们在山脚的村子里找了一家小面馆,一人吃了一碗热汤面。吃完面出来的时候天上又飘起了细雪,纷纷扬扬的,落在路灯下像一群细小的飞蛾。
回去的路上经过一座小寺庙,在路边半坡上,台阶不多,门口亮着一盏昏黄的灯。江明看见了,说上去看看。他进去找了一圈,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三条红色的绸带,每条上面系着一个小铃铛。他说:“一人一个,写下来年想实现的事。”表弟接过去第一个写,趴在旁边的石桌上,用圆珠笔在绸带上写了一会儿,写完了卷起来说“保密”。江明接过笔,写得快,写完了拿起来给我看了一眼——来年赚大钱,早点向小雅求婚。我拿了最后一条,展开铺在石桌上。圆珠笔的笔尖落在红绸上面,我停了很久。铃铛在绸带末端被风吹得叮叮响了一下又一下。我在上面写了一行字,写完了折好系在庙前的祈愿架上。风把那些绸带吹起来,红色的布条在风里翻飞着,铃铛的声音零零碎碎地响着。
江明凑过来看了一眼我系的那条。上面写着:想有一个女孩子能包容我,一直陪在我身边。他看完之后没有笑,也没有说那些打趣的话,只是点了点头说:“也是,你真的需要一个女孩子在你身边。”他顿了顿,又说:“以后真找到了,记得早点跟我说,我给你把把关。”我看着他那张认真的脸,笑了一下说好。那一刻,山上的风、铃铛的响声、红绸带在夜色里翻飞的样子,都在我脑子里留了一个浅浅的印记。我没有跟他说那个白裙女孩的事——那个在江水里向我伸出手的人,她到底是真是假,我自己都没弄清楚。但那个画面一直在我心底的某个角落搁着,像一颗沉在水底的石头,看不见,摸不着,但知道它在那儿。
下山之后我们去了镇上的一家台球厅,打了会儿台球,又找了家小饭馆喝了点酒。江明酒量好,表弟喝了两杯脸就红了。我喝得不多,在山上喊那一通之后整个人还处于一种空空的状态,像一间被扫过的房间,尘土都落了,地面上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被新的东西填进来。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买了回江海市的高铁票。出发那天南安又下了一场小雪,我妈送我到门口,妹妹追出来喊了声“哥,再见”,我摸了摸她的头。我妈站在门框里面,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说了句“路上小心”。我点了头,拖着行李箱走了。去车站的路经过镇上的老街,车窗外那片熟悉的街景一晃而过,大樟树还是枝繁叶茂地立在镇口,石板路被雪盖了一层薄薄的白色,上面有几行早起的人踩出来的脚印。
高铁开动的时候,窗外的南安慢慢往后退,房子变小了,田野铺开了,天空变大了。雪停了,天边露出了一线晴色,浅蓝色的,像被水洗过一样。我靠着窗坐着,看着窗外掠过的田野和远处的山脊线,忽然想起第一次坐这趟高铁去江海的时候。那是两年多以前了,九月份,车窗外的田野还是金黄色的稻子,阳光铺满了大地,我戴着耳机,心里装着一个女孩说的话——“等你来”。那时候的我满怀期待,为了一个女孩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以为这里会有新的开始。后来在这个城市里发生了太多事,有站在舞台上拿奖时追光灯打在脸上的时刻,有在滨江公园替父亲看夕阳的午后,有从桥上跳下去时冰冷刺骨的一瞬间,有那片在意识模糊时浮现的温暖的小岛,还有那个在江边向我伸出手的白裙子女孩。
窗外一片一片掠过的田野上,雪还没有完全化掉,残雪铺在收割过的稻茬之间,白一块黄一块的,像大地的补丁。远处的山脊上积着厚厚的一层白,在薄薄的日光下泛着淡淡的银蓝色。有村庄从窗外晃过去,几间矮房,几缕炊烟,一条小河从村边绕过,水面上浮着薄冰,反射着天光。我把额头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冰凉冰凉的,震动着,像某种持续的脉搏。车窗外的一切被飞快地甩向身后,南安越来越远,江海越来越近。
有苦有甜,有酸有咸。人生就是这样,尝尽百味。
我把江明送的那只铜船钥匙扣从口袋里摸出来,攥在手心里。船头微微翘着,孤帆的轮廓在车窗外的天光映照下泛着淡淡的铜色光泽。一个人的船在海上划了很久了,划过了冬夏春秋,划过了冷暖和风雪。窗外的天边,那道浅蓝色的晴色越来越宽了,像江海方向有人在慢慢地打开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