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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的重量（第2页）

“你想清楚。”他声音软下来，“解雇记录会进档案，以后哪家媒体还敢要你？”

“那就不要了。”

“你母亲知道吗？”

“不知道。”

“她会怎么想？”

这句话像针，扎进我心里最软的地方。我想起妈妈阳台上的茶树，想起她每天发来的照片，想起她说：“英子，好好工作，妈以你为荣。”

现在我告诉她：妈，我失业了。因为我写了不该写的真话。

她会理解吗？还是会像所有中国母亲一样，第一反应是：“那怎么办？房贷怎么还？以后怎么找对象？”

我不知道。我不敢知道。

“吴社长，”我站起来，“稿子里的每一个字，我都核实过三次。那些女孩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十八岁。她们被关在所谓的‘技能培训学校’里，学怎么讨男人欢心，学怎么认名牌包。毕业了就被送到广东、福建，进会所，进私人俱乐部。”

我的声音在抖，但我强迫自己说完：“如果我登道歉声明，那些女孩怎么办？她们还在等，等有人来救她们。”

吴社长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雨都小了。

最后他说：“去财务部结工资吧。多给你三个月补偿——不是社里的钱，是我个人的。”

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个信封，很厚。“还有这个。我年轻时得的新闻奖奖金，一直没动。你拿着，当……路费。”

我没接。“谢谢，不用。”

“拿着！”他提高声音，眼眶突然红了，“余文英，你比我强。我二十五岁时选了第一条路。我后悔了三十年。”

他把信封塞进我手里。纸币的棱角硌着掌心。

“快走。”他背过身，“趁我还没改主意。”

我走到门口，他忽然又说：“小心点。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回家的高铁上，我一直盯着窗外。

田野、村庄、工厂、河流……这些我曾用笔描绘过的风景，此刻飞速后退，像被谁按了快进的电影。背包里装着报社发的纸箱——我所有的私人物品：一个茶杯（印着“优秀员工”）、几本笔记、奶奶留下的茶饼、还有那份登着我名字的报纸。

邻座的大妈在嗑瓜子，瓜子壳落在小桌板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她瞄了一眼我的报纸，突然说：“哎，这报道我看了！春蕾基金是吧？真不是东西！”

我转头看她。

“我侄女就在云南山区，”大妈压低声音，“她说他们那儿好多女孩被这种‘慈善机构’骗了。你们记者敢写出来，了不起！”

她竖起大拇指。我鼻子一酸，赶紧看向窗外。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周敏：“在哪？”

“高铁上，回家。”

“东西都带走了？”

“嗯。”

“那就好。”她停顿，“我辞职了。”

“什么？”

“你前脚走，我后□□的辞呈。”她笑，“老娘干了二十年，早腻了。正好，开个茶馆去。”

我知道她在撒谎。她爱新闻，爱到骨子里。她是为我辞职的——徒弟捅了天，师父得担着。这是行规。

“周姐，对不起……”

“别废话。”她打断我，“余文英，你给我记住：你没错。错的是这个把真相当成违禁品的世道。但世道会变，人心里的秤不会变。你今天做的事，十年后、二十年后，会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