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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的重量（第3页）

电话挂了。我握着手机，眼泪终于掉下来，砸在报纸上我的名字上，墨迹晕开一团。

到家时已是深夜。楼道声控灯坏了，我摸黑上楼，钥匙插了三次才对准锁孔。

门开了。妈妈站在玄关，穿着睡衣，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亮着，是我那篇报道的电子版。

“妈……”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进来吧，饭在锅里。”

失业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妈妈之间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安静。

她不再每天问我“工作怎么样”，我也不再说“还行”。我们像两个谨慎的舞者，在狭窄的客厅里避开彼此，生怕碰到就会引发一场雪崩。

但关心是无孔不入的。它变成早餐桌上多煎的一个鸡蛋，变成阳台上每天被擦拭的茶树叶子，变成深夜我房门缝下塞进来的牛奶杯——她连脚步声都放得很轻，像做贼。

第七天晚上，我忍不住了。

“妈，”我推开她的房门，“我们谈谈。”

她正在叠衣服，动作顿住。“谈什么？”

“谈我失业的事。”

“没什么好谈的。”她继续叠，“辞了就辞了，再找就是。”

她说得轻松，但手里的衣服被她叠了又拆，拆了又叠，始终叠不成形。

“你不问我为什么失业？”

“问了有什么用？”她终于看我，眼睛里有血丝，“你从小到大，主意正。我问了，你就会听吗？”

这话像耳光。我愣在原地。

“妈，我做的事是对的。”我声音发干，“那些女孩……”

“我知道是对的！”她突然提高声音，手里的衣服掉在地上，“报纸我看了三遍！每看一遍我就想，要是我女儿也被这样骗走，我会拿刀去拼命！”

她哭了。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不停地流。

“可是英子，”她蹲下捡衣服，手在抖，“对的事，为什么受罚的是你？为什么是你丢工作？为什么那些坏人还好好的？”

我答不上来。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问题：为什么正义总是输？

“妈，对不起。”

“我不要你对不起。”她站起来，擦掉眼泪，“我要你平平安安的。工作没了可以再找，人要是出点什么事……”她说不下去了。

那晚我们坐在客厅，谁也没睡。电视开着，播放午夜购物广告，主持人声嘶力竭地推销着“永不磨损”的手表。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妈妈问。

“不知道。”

“你吴社长……给的钱，能用多久？”

我猛地转头：“你怎么知道？”

“他给我打电话了。”妈妈苦笑，“说对不起你，说他没护住。那钱，我帮你存卡里了。”

我胸口堵得慌。原来我自以为的孤军奋战，背后有这么多双手在托着。

“妈，我想休息一阵。”

“多久？”

“可能……几个月。”

她沉默。漫长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