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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见（第3页）

我描述我见到的东西。她固定住塑料管的顶端，把另一端转向病床，直到它正对着我缠着绷带的额头和我惊恐的眼睛——一个奇异的发光浮雕。

“试着……朝光移动。”她建议道。

我试着这么做。我皱眉瞪眼，我咬牙切齿，我催促自己向前走，顺着隧道下去：回到我的颅骨里，回到我的城堡中，回归我的私人放映室；回到自我的王座上，我身份的船锚上；回家。

但毫无反应。

我一直知道会有子弹打进我的大脑。这件事必定会发生——我挣了太多钱，享受了太多好运气。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明白，迟早有一天，我的生活会被迫平账。而我一直知道想杀死我的凶手会失败，会让我变得行动不便、失语失忆；逼迫我挣扎着让自身恢复完整，逼迫我重新发现或重塑自我。

给我一个从头开始生活的机会。

但这是干什么？这算是什么样的赎罪？

眼睛无论睁着还是闭着，我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分辨出全身的哪个部位在被针扎，从脚底到头顶无一例外——但我皮肤的外表面，无论划分得多么清晰，都依然无法包裹我。

泰勒医生给底下的我看酷刑折磨的照片，看幽默漫画，看色情图片。我畏缩，我微笑，我**——而我甚至都还不知道我在“看”什么。

“就像大脑分裂的患者，”我沉思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正是这样吗？让他们在一半视野中见到一幅图，他们会做出相应的情绪反应，但无法描述他们见到了什么。”

“你的胼胝体完好无损。洛韦先生，你不是脑裂患者。”

“不是水平方向——但垂直方向呢？”死寂般的沉默。我说：“我只是在开玩笑。我不能开玩笑吗？”我看见她在写字板上写：负面影响。由于我居高临下，因此毫不费力地“读到”她的评语——但我没有勇气问她写的是不是真是这个。

一块镜子被放在我的面前——等镜子拿开，我发现我没先前那么苍白和憔悴了。镜子转向上方的我，“给我看”我“所在”的地方，空空如也。但我一直都知道。

我一有机会就用眼睛“扫视周围”——我眼中的房间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稳定，越来越一致。我用声音做实验，用手指敲击床沿，敲击我的胸腔、下巴和头部。我很容易就说服自己相信我的听觉依然来自双耳——声音越靠近底下的器官，似乎就越响，和以前一样——但也不难正确地解读这些线索；我在右耳旁打响指的时候，声音的来源显然更接近耳朵，而不是我。

泰勒医生终于允许我尝试行走了。刚开始我很笨拙，连站都站不稳，陌生的视角害得我分神，但我很快就学会了从视野中摘取我需要的信息（障碍物的位置），无视其他信息。在我的身体穿过房间时，我跟着它移动，或多或少地悬浮在它的正上方，有时候稍微拖后或超前一点儿，但从来不会差太远。说来奇怪，我的平衡感与我向下的视线之间并没有冲突，前者在说我是直立的，后者“应该”（但没有）提示我的身体在面对地板。这部分意义不知怎的被剥去了——它与我能“看见”自己直立的事实毫无关系。也许我真正的方向感是潜意识从我眼睛获取的证据中直接得出的，我大脑受损的区域没来得及破坏这部分信息——就像我对“隐藏”物体的“超视觉”认知。

我确定我能走一公里，只是未必很快。我把身体放进轮椅，一个话少的勤杂工推着它（还有我）离开病房。刚开始，视角非自主的平滑移动让我感到惊慌，但我慢慢地逐渐理解了：我毕竟能感觉到我的手放在轮椅扶手上，而轮椅贴着我的双腿、臀部和后背——“部分”的我在轮椅里，而我就像轮滑手那样在俯视他的双脚，因此我理当接受这么一个概念：我的“其余部分”与之相连，因此不得不跟着移动。穿过走廊，上斜坡，进出电梯，过弹簧门……我大胆地幻想自己溜走，在勤杂工右转的时候左转，但事实上，我无法想象该怎么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拐上一条拥挤的步行道，它连接着医院的两个主要区域，结果我和另一个坐轮椅的病人并排前进——他和我年龄相仿，头部同样缠着绷带。我思考他经历了什么和即将发生什么——但此时此地似乎不适合就此找他攀谈。从上方望去（至少在我看来），两个穿病号服的头部受伤患者几乎难分彼此，我不由得心想：为什么我更在乎这两具躯体里一具的遭遇，关心程度远远超过对另外一具的呢？既然我几乎无法区分它们两者，这一点为何如此重要呢？

我紧紧地抓住轮椅扶手——但按捺住冲动，没有抬起手向我自己打信号：这个是我。

我们最终来到了医学影像科。我被固定在马达驱动的检查台上，医生向我的静脉注射放射性物质鸡尾酒，然后被引导送进由几吨超导磁铁和粒子探测器组成的头盔里。那玩意儿吞噬了我的整个头部，但房间没有立刻消失。与现实割裂的技术人员继续忙着摆弄扫描器的控制系统——就像以前胶片电影时代的临时演员在毫无说服力地假装操纵核反应堆或星际飞船。这一幕渐渐淡出成黑色。

等我重新出来，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有一两秒，这个房间明亮得难以忍受。

“我们没见过在相同位置发生病变的病例。”泰勒医生承认，体贴地以一定角度拿着大脑的扫描图，既让我的眼睛看见，也让我能够具象化照片的内容。她坚持只对底下的我发表看法，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不受宠的孩子——大人不搭理他，而是蹲着问泰迪好不好。

“我们只知道它是联合皮质。负责高等级的感官信息处理与整合。你的大脑在此处建构外部世界的模型以及你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你的症状来看，你似乎失去了与原初模型的联系，因此只能凑合着使用次级模型。”

“这都是什么意思？原初模型，次级模型？我还是在用同一双眼睛看东西，对吧？”

“对。”

“那我怎么可能没法儿像以前那样看东西了呢？要是摄像机坏了，它只会产生有问题的图像，不会突然开始给你拍空中鸟瞰视图。”

“别管什么摄像机了。视觉和拍照完全不是一码事，视觉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视网膜上的光点图案在被分析前没有任何意义，所谓分析包括了从侦测边缘、侦测活动、从噪声中提取特征、简化和外推等的一切，一直向上到建构假想物体、用现实检验结果、对比记忆和期待……最终得到的不是你脑海的小电影，而是你关于外部世界的一组结论。”

“大脑把这些结论装配成你周围事物的模型。原初模型包括了你在任何一个给定时刻能看见的几乎所有东西的信息，但也仅止于此。它能最有效地利用视觉信息，尽可能少地做出假定。因此它有很多优点——但不会仅仅因为信息是通过你的眼睛采集的就会自动生成。另外，它也不是唯一可能存在的模型。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建构其他模型，大多数人几乎都能从任何一个角度想象所处的环境——”

我怀疑地大笑：“但不是我这样的。没人能想象出这么清晰的景象。我以前也做不到。”

“有可能你重新部署了一些神经通路，而它们恰好是负责原初模型的强度——”

“我不想重新部署它们！我想要原初模型回来！”我犹豫了一下，脸上忧惧的表情吓住了我自己，但我必须知道真相，“你能做到吗——能修复损伤吗？比如移植一段神经组织？”

泰勒医生和蔼地对我的泰迪说：“我们可以更换受损的组织，但医学对那块脑区的了解不够深入，因此无法由显微手术机器人直接修复。我们不知道该把哪些神经元连接起来，只能向受损位置注射未成熟的神经元，然后让它们自己去形成连接。”

“但是……它们会形成正确的连接吗？”

“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可能性很大。假如它们能成功，需要多少时间？”

“几个月，至少。”

“我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