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的。
我把杯子推远了一点。
站起来。
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放在桌上——走了出去。
外面的天已经开始暗了。
路灯亮起来了——橘黄色的光——从头顶洒下来。
我站在人行道上。
街上人不多——一个卖烤红薯的三轮车停在路边——炉子里的火光照亮了他半张脸。
我走过去。
“要一个。”
他揭开炉盖——铁钩子伸进去——夹出一个红薯——用报纸裹了递给我。
烫。
我两只手倒了好几下才拿稳。
剥开皮——白气从破口冒出来——甜味在冷空气里扩散。
我咬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但我继续吃。
站在路灯下。吃一个烤红薯。这就是我知道那些事后做的第一件事。
我没有直接回家。
我骑着自行车在街上转了几圈。不知道往哪去。路灯下的影子一会儿在前面——一会儿在后面——转到另一条街的时候又跑到侧面去了。
路过剧团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大楼的窗户里亮着灯——有人在排练。
唱腔从窗户缝隙里漏出来——断断续续的——像是一段没练熟的调子。
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一个布包——是剧团那个拉二胡的老头的——他走的时候总忘东西。
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
有人在里面唱——高音处破了——又重新来过——又破了——第三次才上去。
那音爬上去之后在顶上颤了颤——然后稳住了。
我继续骑。
骑到河边。把车放倒,坐在堤坝的水泥沿上。
河水是灰绿色的。水面漂着一些烂树叶和塑料袋。对面的楼——宏达大酒店——还没建完,塔吊的吊臂在傍晚的天空中划出一个僵硬的十字。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些话——
“建军哥让老姨转送的。”
“那辆车——你妈有时候坐的那辆。”
“剧团的钱也是。”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心有汗。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又擦了一下。
“陈建军——他要什么?”
我问了牛秀琴。她没有回答。
但我知道答案。
我只是——不想把它说出来。
我又去找了牛秀琴。
不是第二天。是过了好几天。但我去了。
她住在滨湖花园。一栋八层的复式楼。她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