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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功创业维艰 宏图大展（第3页）

有没有不在乎个人得失的人？也有。有的人不计名利，只是奉献，为了他人的幸福，宁可自己少得或不得，宁可失去自己的利益，从不斤斤计较。有的为了某种主义、某种思想，甚至于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如今，有关得失，社会流行的准则是：该得的就要得，该失的就要失，而不该得的就一点都不要得，不该失的也自然不应失。

是不是得失之间的关系就简单到如此明了的地步呢？当然不是。当得失与人的智慧，与人格、节操，与人的道德，与法律结合之后，就会变得异常之复杂，处理其间的关系就变得异常微妙、艰难了。

譬如，得失中的远见与近视。有不少人，急功近利的色彩非常强烈，考虑的只是眼前的利益，所看到的只是鼻子下的东西，而看不到未来。于是，不管大的、小的，不管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统统想捞到手，一点小亏都不能吃，时间一长，就慢慢向贪得无厌的方向演变，一般来说，这种人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钱眼里巧妙地**秋千

胡雪岩是一个“钱眼里**秋千”的高手，创业之初，他身无分文，就因为他懂得在“钱眼里**秋千”，他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胡雪岩看中了开药店。在和刘不才等人商量开办药店事宜的时候，他一开口就是“初步我想凑十万银子的本钱”。这个“牛皮”可是吹得有点大了，因为当时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十万银子在什么地方。

虽说他在湖州结识的朋友郁四说过愿意入股，但他已经帮了自己很多了，再让他拿钱出来，他也就只好卖田卖地了。兵荒马乱之中，不动产根本就变不出现钱，按胡雪岩的原则，“江湖上走走，决不干害好朋友的勾当。”他自然不会取此下策，胡雪岩第一次感到了不着实。

不过，这也没有难倒胡雪岩，他脑子一转，便找到了为药店筹集资本的两个渠道：

第一步，他可以向杭州城里那些为官不廉、中饱私囊已经被“喂”得脑满肠肥的官儿们来筹集资金。

他准备回到杭州，首先攻下杭州抚台黄宗汉。这黄宗汉本事不大官却做的不小，执掌着浙江一省军政大权，已是封疆大吏。这个人也极其贪婪，对任何可以得到的好处，无论大小都不旨放过，甚至曾因勒索属下浙江前任藩司四万银子不得，定计将他逼死。不过，也正因为黄宗汉的贪得无厌，胡雪岩也更有把握“收服”他。

他不是贪财么？我可以许以大笔的进项。在这兵荒马乱之际，军队需要大量的金创药，逃难的难民需要避疫防病的常备药，因而开药店本来就是极稳妥的生意，加之又有济世活人的好名目，黄宗汉一定肯从他极饱的宦囊中拿出一笔钱来投作股本。黄宗汉足浙江最大的官，别的人自然要看他的眼色行事，如果攻下他，另外再找有钱的官儿们来凑数，当然也就容易多了。

胡雪岩下一步要让官府出钱开自己的药店。

刘不才有专治军队行军打仗容易发生的时疫的“诸葛行军散”祖传秘方，配料与众不同，其效如神。胡雪岩准备直接与浙江粮台打交道。清代各省所设粮台为军需供给机构，虽不上前线打仗，专管军队粮草旗帐之类的后勤保障，但事实上却什么事都管，也包括伤兵治疗及战死兵员的后事料理等事宜，药品当然也在他们所需之列。

胡雪岩打算一方面采取只收成本的方式给军营送“诸葛行军散”，另一方面，如果有捐饷的，也亓丁以让他们以“诸葛行军散”代捐。顺治年间，由于“军旅繁兴，岁人不给”，户部上奏，“议开监生、吏典等援纳，并给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赎。”这就是清代一直实行的捐输助饷的制度。

政府连僧、道度牒都拿来换钱，以至于犯罪判刑也可以以银子折赎，可见当时的财政是多么恶劣了。清代实行的捐输制度，捐输者既可以捐银子，也可以用实物折抵，只要指明数量多少，折合银子多少即可。“诸葛行军散”为军营所需，自然在可抵实物之列。

有了上面两个渠道，胡雪岩便可以名正言顺地让自己药店的药品输入军营。只要军营的兵将们相信这药好，就可以和粮台打交道，争取承接为粮台供药的业务。粮台最麻烦的就是一仗下来料理伤亡，所以粮台用药极多。药店可以把药卖给他们，药效要实在，价钱比市面便宜，还可以欠账，让粮台本人公事上好交代。而既然可以欠账，也就可以预支。

除“诸葛行军散”之外，药店可以弄到几张能够一服见效与众不同的好方子，譬如刀伤药、辟瘟丹之类，真材实料修合起来，然后禀告各路粮台，让他们来定购，领下定购药品的款子，正好可以用来发展药店生意，这一步一走通，药店不就可以“滚雪球”般地发展起来了么，还用愁什么药店的本钱？

胡雪岩在“钱眼里**秋千”实在“**”得令人叫绝。

背靠官府的“红顶商人”

古人云：“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多；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远。”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借取外界力量的重要。胡雪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婪，因而十分注意在为自己经营靠山上下功夫。

胡雪岩时代的旧制，十分影响商人的发展。因为在封建社会制约中，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最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这样的体制与商人的活动是相矛盾的。官吏对商人的影响十分大，即使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可以以其职务特权随便影响一个小商贩的生意。较大的官吏则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为不合法。

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况，商人要想把其经营进行下去，必须做出合适的策略。一般来说，商人会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所以就有商人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当然，所争取的官吏职位越大，能给商人提供的保护范围也就越大。

胡雪岩所采取的就是后一种策略。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发育周期甚长，内部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升迁制度与习惯。尤其是在不成文的习惯部分，托庇大官僚而使自己升迁顺利，已经是一件世人皆知，心照不宣的事情。

所谓“官官相护”，或者“朝中有人好做官”，就是讲的这种习惯。胡雪岩长期做跑街，与一帮挖空心思捐班升官的人打交道，逐渐熟悉了这一套习惯。他很明白，如果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少的风险。

正是长期与这些人打交道，胡雪岩逐渐变得为人四海。当他遇到王有龄，听说他是捐班盐大使，便感觉到机会来了。他利用收款的机会，为王有龄筹措了五百两银子，资助他进京拜官。

王有龄因为胡雪岩这一帮助，得到机会补了实缺。知恩报恩，胡雪岩得以借机有了自己的钱庄。随后，因为有了王有龄这个官声很好、升迁很快的后台，胡雪岩发现自己面前突然铺开了一个新的世界。粮食的购办与转运、地方团练经费与军火费用、地方匣捐、丝业，各个方面的钱都往胡雪岩的钱庄流了进来。

胡雪岩有了这一经验，回过头来反思，便很快明白了在那个特殊时代商业要想大发展的成功之道：寻找官场的保护。

要寻找保护的办法很多，首先是继续帮助有希望有前途的人；在这一点上，对于王有龄，家中用度、个人是寒是暖、上司如何打点，都在胡雪岩的帮助之列。随后是何桂清。因为有了王有龄的例子，胡雪岩对何桂清更是不惜血本。为了他的升迁，一次可以放出一万五千两银子；为了他的欢心，也为了日后自己的商业，他甚至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于他。

胡雪岩明白，办团练，漕米改海运，征厘捐，购军火，借师助剿，所有这些应时之办法，虽然是绕了一道弯，是在代他人操劳。但是到了最后，无非是帮助这些人得到朝廷赏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了这些人的稳固，自己的商业势力也就有增无减了。

何桂清在苏浙之日，为朝廷出力甚勤，所以在这一带的影响日盛。为了这个缘故，胡雪岩的点子也有了市场，他的商业也有了依托。他个人在经营中逐渐冲破了先前的钱庄的经营观念，开始在官府为后盾的前提下向外扩张。这一扩张预示了胡雪岩在商业上必将称霸东南半壁江山。此时的胡雪岩，因为尝到了在官僚阶层中扩充势力的甜头，他是再也不会回NIEI有的经营观念中去了。

何王集团土崩瓦解之日，胡雪岩已经开始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商业保护人。这一次的寻找是有意识的，不过也不得不迁就时局，这时左宗棠这样一位世纪人物就出现了。

左宗棠在位之时，胡雪岩为他筹粮筹饷，购置枪支弹药，购买西式大炮，购运机器，兴办船务，筹借洋款。这些事耗去了他的大部分精力。但是胡雪岩却乐此不疲。因为这些事本身就是商事，可以从中赢利，另外，因为左宗棠必须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安心平捻剿回，兴办洋务，成就功名大业。